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肖瑶

在北京，身无分文，生活21天，可能吗？

记住，是生活，不是生存，不是街头乞讨、睡火车站，也不是去偷去抢，而是有舒服的床可以睡，有好东西吃，甚至有头等舱坐的那种生活。

近日，一个“假名媛”实验，抛出了这个问题。

但不同于去年靠“拼夕夕”伪装起来的“假名媛”，这次的“假”，是主动公诸于众、为了获取某种现象结果的“假作真时真亦假”。

中央美术学院一名毕业生邹雅琦，公开了其以“假扮名媛连蹭高奢生活21天”为题的毕业设计。

以一个“名媛”身份在首都生活，“首先，你得有一身行头”，邹雅琦花了几千元买了一个高仿名牌包，花18元买了一个假钻戒，再加上两条珍珠项链，紧接着正式开展“实验内容”：在机场贵宾室、火锅店蹭吃蹭喝，在宜家样板间睡觉，在母婴室和五星级酒店的健身中心洗澡，出行靠走路和搭陌生人的便车……

21天后，邹雅琦把一只沙发作为成品在毕业设计展上展览出来，因为当她流连那些高档场所时，大部分时间都睡在沙发里。

表面上看，“假名媛受到优待”似乎映证了是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消费”：即在消费社会中，除了物品，人的身体、心理、观念、举止等等一切都可能成为消费品，且通过消费体现着主体的社会地位与身份。

不过，行为艺术也好，社会实验也罢，邹雅琦的21天，依然不可避免地激宕起了两极争议的舆论水花。

有网友认为，这种蹭吃蹭喝的行为，是在宣传一种并不光彩、招摇撞骗的价值观，不值得传播；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颇有价值的另样社会田野调查，值得引导人们探索思考背后的本质意义。比如，当下的社会环境里，“富人”身份，或者说带有“富人”外表标签的身份，可以为一个人带来哪些优待资源？

9月22日，邹雅琦通过媒体回应，称此设计“是以思考过剩物资概念进行创作，它的影响力比想象中大，同时会担心作品，最终的传播有违本意，这是自己需要负责的。”

去年的“假名媛”事件后，“名媛”两个字在公共语境内引起了一定的经验性反感，部分人看来，它成为具有包括虚荣、崇媚男权社会甚至是欺骗等负面涵义在内的名词。

且让我们将邹雅琦的行为断信为纯粹、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的社会情景实验。或许，整件事最终值得深思的，不仅仅是“富人优待”“先敬罗裳后敬人”的一次社会学假设。

一个穷困潦倒的英国人亚当，偶然获得了一张百万英镑的支票，凭借着那张支票，高档餐厅、酒会、大使馆都向亚当敞开了大门。一个月内，即便没有花一分钱，亚当也享受到了英国上层社会所能拥有的种种高贵待遇。

这是根据马克·吐温小说改编的电影《百万英镑》里的主要情节，创作者用一种荒诞现实主义的笔调，讽刺了被金钱蒙蔽双眼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忽视时代背景，单纯放在货币的语境里看，亚当手里的支票，就是邹雅琦身上的名包和钻戒，是依附在“购买力”符号上进入“上流社会”的视觉通行证。

支票是未被兑换的货币，其象征的符号意义不仅是一般等价物，更是类似现代社会信用卡的信誉证明。

在市场经济构建的商业社会中，信誉是一种无形资产，因此，不论是支票、信用卡，还是一身足够让人信服的行头和“高贵气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为一个人的消费能力提供初阶保障，继而成为类似某种符号的优待通行证。

邹雅琦的行头、气质，也算是一种购买力的证明，是一种商业社会里心照不宣的“富人”通行证，而她感受到的尊重和优待，都是那些标签与符号带来的附加值。

早在十八世纪就提出“信用就是金钱”观点的富兰克林，从一种道德与伦理的角度，阐释过：一个人呈现出来的状态、意欲、品性等外表特征都会影响其信用，甚至有的时候只需靠外表就够了。

然而，富兰克林亦同时提醒，“不要将你持有的一切视为己有”。

但从邹雅琦这21天的实验结果来看，的确勾勒出了一幅纸醉金迷的浮世绘，但我们不能忽视这背后一个关键心理要素：想象。

不论是旧社会的上流阶级，还是现代社会的“名媛”“暴发户”，这部分人都是占据社会少数部分的资源拥有者。而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认知，多多少少离不开某种想象，比如名媛就是一群戴钻戒、背名包，举止谈吐骄矜自信的女性。

实验结束后，邹雅琦撰写长文详细描述了自己这21天“纸醉金迷”的感受，她的记录里，也带有着幻想的成分：住在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觉得那里至少有两亩地，还有很多几千块钱一束的花，两三千一捧的、1 万一捧的都有。大堂里感觉空无一人，只有两个保安和一个保洁，他们就像是我的女仆和我的保安，我就是住在酒店大堂城堡的一个公主。”

用“女仆”“公主”这样的比喻，具有相当鲜明、大胆的阶层属性，而这一切最终指向的结论假说，则是一个建立在社会资源分配之上的隐形“游戏规则”：一个人的身家是可以从外表轻易看出来的，姣好的容貌、白净的牙齿、大红唇和真皮包都是让自己武装成名媛的“战袍”，是“亚当的支票”。

不过，文学作品受限于创作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且情节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亚当从穿着穷酸到西装革履，饭店老板对他的态度也从不屑一顾变成毕恭毕敬。而现实中，我们不能通过“光鲜亮丽的人得到优待”，推理出“衣衫褴褛的人被歧视”。

如果采取严格限定变量的实验研究法（Experiment Research），这场社会实验便忽视了镜像的另一面。

退一万步说，或许的确存在“以貌取人”的服务行业人员，但也可能存在《三十而已》里王漫妮那种对穿着朴素者依然殷切诚恳的聪明人或真诚者。

因此，如果只看到通过衣装行头得到的社会优待，这21天的实验所折射出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社会。

邹雅琦如此阐述自己产生这一毕设灵感的源头：作为美院的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等说辞一直围绕着她，通过大二的一次纪录片课程，她开始思考——能不能不花钱也能吃到东西，或者不工作也能住上房子？

“如果自己可以扮演成一个非常富足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靠着薅这些过剩物资的方式，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呢？我决定在自己的毕业作品中，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亲身实践一次。”

且不评价效果如何，从动机可以看出，这场实验的开端离不开三个字：想当然。

前文说过，不论是“假名媛”还是“真善意”，这一切得以建立关联的一个重要纽带，是想象。

想象一个群体生活的方式，试图通过模仿去靠近他们，或根据想象中的特征去选择如何对待他们。

“我就扮成这种物资富足的人，混入其中让一切都合情合理，和这些‘过剩物资’互利互惠，利用它们蹭它们生活下去。”

究竟什么是过剩物资？

在这个二十多岁女大学生眼里，“过剩的物资”，是服务行业提供给高消费人群的边缘物资。是酒店里的小点心、连锁火锅店里的免费零食和超市里的试吃品，是家具店的展览沙发和拍卖会现场的香槟。

但实际上，大多数底层的流浪者、奔波者，也许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蹭”那些东西。

就像邹雅琦在拍卖预展上遇到的珠宝柜姐，对方热情地为邹雅琦挑选镯子、戒指，那种对待所有客人无差别的热情和殷切让邹雅琦感到有些内疚，她自己也意识到了，“她应该是不在乎你会不会当场买的，她只是在乎你看不看。”

因为向客人热情、尽致地介绍商品，就是柜姐们的工作，她们不关心什么社会资源分配和真假名媛，只需要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

酒店保安、餐厅服务员也一样，在日复一日的工作时间内，他们只关心实打实的销售额，以及劳累一整天后留给自己回家的时间所剩几何。

真正流落潦倒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多半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心思去体验这样一场社会实验。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双方之间所处的心理情感与自我认知差异，导致了一种想象的割裂。

而对于真正的资源分配不均，这21天甚至还没敲响根本问题症结的门。

耐人寻味的是，邹雅琦最后展览出来的“作品”是一只沙发，一种日常语境下给客人使用的家具，一种代表停留、修葺的日常用品。

这也恰好反映了这场社会实验的局限性：不管这名学生对社会资源议题有着怎样深切的关怀，短短21天，放在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里，并不具有足够长的参考价值。

这大半个月的时间应该称作旅游而非定居，是体验性质而非所属性质的。她可以在机场贵宾室灰溜溜地住两个晚上，但如果住两个星期，也许就有值班经理来赶走她了；她也可以去参加一场商业盛宴，喝完几杯香槟后走人，但同一座宫殿，却不能再踏入两次。

商业社会具有有限的善意和道德，但亦严循着一套相对稳定的运行规则，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它，但不能轻易打破它。

话题讨论到这里，便可以追问一句：邹雅琦能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不花费金钱，保持相对光鲜体面地生存21天，靠的真的是现代人符号消费的势利吗？

综上所述，“21天假名媛北京生活”的一个重要盲区，在于邹雅琦采取了一种“身份先行”的思路，去解释自己接收到的一切善意。

比如，在机场Gucci专卖店遇到的柜姐。邹雅琦向柜姐要了一个袋子，并表示“下次有空的话我会来这边消费”，柜姐二话不说就给了她一个崭新的袋子，随后一查，这个袋子在淘宝上流通销售，售价20元人民币。

通过这一插曲，邹雅琦想表达的有两点：其一，奢侈品店开在休息室楼下，因此店里的柜姐会默认她是坐头等舱的乘客，相信她是动辄消费千元万元的“有钱人”；

其二，提着这个袋子回到头等舱休息室，旁人会自然觉得她是“真名媛”，哪怕她只是用Gucci的袋子装满了休息室的免费点心。

还有在酒店里遇到的年轻保安。那个“看起来蛮憨厚”的保安主动替邹雅琦拍照、拿水、拿咖啡，甚至在同事们劝说“不要影响客人逛展”后，仍然主动殷切示好。

邹雅琦认为这个保安“可能觉得我是一个独自来逛展览的富婆”，因此才会主动笑脸相迎甚至嘘寒问暖，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富婆”，是邹雅琦为这段短暂时空内构建的关系找的着陆点。

然而，邹雅琦自己的实验经历也证明了，离开了“富婆”这个先行的身份着力点，一些微小的善意并没有流失，甚至要更明显。

比如，在海底捞假装“等待朋友”时，服务员会给邹雅琦递来温暖的汤和食物，还会在深夜嘱咐她“进来睡，外面冷”。

当然，你可以说，海底捞是一个主攻服务的商家，并不具有太强烈的代表性。但实际上，在通宵营业的快餐店、暴雨中的临街小商铺，都不难看见许多对“邹雅琦”们的善意。

一个更容易理解的道理是，这是商人下意识遵循的一种朴素道德本能。在非营业时期的深夜，拥有屋檐者愿意去庇佑一个露宿者，不让客人难堪，适当尽“地主之谊”，可以无关商业利益，可以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大多数经营者之中的待客之道，是自传统社会文化中沿袭下来的“知客律己”之德。

另外，在市场经济下的现代文明社会，陌生人之间的来往和互动绝大多数时候不会深入，也不会深究，不论是市场零售的买卖双方，还是同一个空间内的陌生人，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地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既能不失礼貌地递出一定程度的援助，比如帮忙按电梯楼层、给一个并不稀缺的袋子，比如一家店铺内对避雨或过夜者的接纳和照顾。

理想状态下，那家店可以是均价十元的面馆，也可以是五星级酒店。

这是文明社会提供给人的精神安全感，是当代社会的“流浪”不同于《三毛流浪记》里那个社会的流浪之间的命运差别。

因此我们可以有充分的信心说，邹雅琦能够畅通无阻地在大都市生存21天，很大部分靠的是商业社会的包容和善意。

我们目前所生存的社会，虽然早已远超越了封建时代的身份社会，但却也并未完全达到理想中的结构型“契约社会”，而是一种糅合了人情、江湖义气、多方利益权衡的复杂体系，更接近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流动的稳定”。

当然，写本文不是要批评或肯定一起行为艺术，但如果“邹雅琦”们的存在，能引导人们更多去思考与探讨这些东西，或许比批判“假名媛”、质疑“真名媛”要更有意义。

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不完美的，但也能存在惊喜。它残酷、锋利，但也可以是诗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