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事博物馆的“南海西行：丝路沿线的河岸与海洋文明”可能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广州最被低估的一个展览。

展览开篇的阿富汗金王冠已经足够炫目了，但在这个展览里，除了大把的贵霜帝国时期金银器，还有来自健陀罗地区的佛教造像，古波斯的玻璃首饰、陶器、铜器，希腊罗马的雕像，以及金灿灿明晃晃的金银币。

这些珍贵的文物，难得一见！

连接陆路与海路 一手驼队 一手海舶

“往来中国与亚欧大陆各区域，如西亚的波斯人、中国前往印度的求法僧等，走陆路有之，走海路亦有之，故路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只是商贸和文化交流通道的不同，而非来往对象的不同。”谈及“南海西行”展策展思路，广州海事博物馆馆长张珂珂如是说，“将视角从陆路转至海路，从广州出发，自海路考察中亚、西亚和欧洲诸地，即将‘驼队’转变成‘海船’。”

张珂珂表示，广州地处南海交通要冲，自古代亚欧文明交互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之一。汉代广州，也就是“番禺”，在《史记》中被描述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也说：“粤地处近海……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亦一都会也。”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给广州带来了城市的兴盛、贸易的繁荣和社会的殷富”。

所以展览中明确了汉代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除了序厅部分展示的《汉书·地理志》关于汉使（黄门译长）从广东沿海向西南航行，抵达已程不国（约在今印度半岛南部或斯里兰卡一带）而返的记载，还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创作了《遥望东方》艺术画，作为展览的结尾。在序厅部分，我们还能看到广州海事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广东徐闻的汉代印席纹、划水波纹陶器，思考它们与当时的海洋文明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海丝是双向、多元交流的文化网络。人员、货物的流动伴随着大量的财富迁徙。展览中展出的多种多样的金银币，见证了当时繁茂的商业，也让我们看到金属铸炼、加工的技术细节以及人们的审美情趣。同时，它们也保留了大量一手的历史信息，成了时代的“写真”。

馆方专家介绍，从地中海希腊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到西亚波斯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以及中亚大夏（今阿富汗一带）王朝、贵霜王朝，其金银钱币一般正面为浮雕国王头像或胸像，背面为浮雕希腊神像或宗教信仰元素。在展览里，我们能看到狄奥多特一世、欧克拉提德一世、迦腻色伽一世、米特里达梯一世、巴赫拉姆一世、沙普尔一世、伊嗣埃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弗拉特斯四世……以及众多不知名的国王头像。两三千年前的人以这样写真的形式出现在眼前，还是让人感觉挺神奇的。

放眼“域外” 展现多元文明的发展互通

这个展览最有看点的地方，要算是“域外”。正如张珂珂所说，展览集中了丝绸之路上众多域外文明，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洛阳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互补，让观众能够一览丝绸之路全貌。

 经历了漫长的前期发展，一般意义上的陆、海丝绸之路大约从汉代正式开启。陆上从长安、洛阳出发，经中亚内陆通往东地中海；海上则由中国南海到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再到地中海。展览中的展品，就展示了9世纪前阿姆河、印度河、波斯湾、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等区域的河岸与海洋文明发展、互通的情况。

阿富汗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邻邦，是欧亚大陆和古代欧亚文明的“十字路口”。它东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就是汉代古籍中的“大夏”所在。9世纪以前，波斯、希腊、突厥、阿拉伯等文化在此交融，特别是来自欧洲的“希腊风”影响深远，不仅植根于当地，还传播到更远的东方。这一带出产了大量精美的金银器物，有的年代非常久远，而其精美程度则让人惊叹不已。

“狩猎纹银碗”

比如展览中的“狩猎纹银碗”，被认为是约公元前2000-前1800年间的作品，上面刻画了主人带领三条狗狩猎山羊的场景，高度还原了当时人们真实的生活。公元前7-前5世纪的银手镯以银和青金石制成，两端雕成长角山羊的形象，两两对望，栩栩如生。

公元44年到5世纪中期，这个地区处于贵霜帝国的控制之下。贵霜帝国对希腊罗马艺术、琐罗亚斯德教及印度教、佛教等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包容态度，极大丰富了艺术表现形式。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就产生、发展和成熟于这一时期。

高脚银杯

 在这个部分，我们能看到展览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展品之一——黄金王冠。它由金和青金石制成，约为公元前2-2世纪的工艺品。从它上面的橄榄枝叶，我们能看到明显的希腊风格影响。此外在这个部分，还展出了金别针、金项饰、金耳饰、高脚银杯、贵霜王侯像铜扣等华美的工艺品。

5000年前开始造玻璃 6000年前开始造滚印 

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位于“新月沃地”东侧，包括今伊拉克及叙利亚和土耳其部分区域。彩陶、玻璃首饰展示了当地居民精湛的传统手工技艺。

展览中展出了公元前14世纪时的精美玻璃珠串和圆形吊坠。馆方专家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玻璃产品和技术的源头之一，这里的人们早在前30世纪便开始生产原生玻璃；其后，玻璃色泽、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并在当地广泛使用，珠子、垂饰和护身符等是其中代表。大家可以把他们和1954年广州横枝岗汉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做对比——这件玻璃碗是中国出土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同样地，展览中还展出了前4-5世纪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多件玻璃器精品，大家也可以对比着看看。

这个部分还有一种跟中国的印章样式和用途有点类似，但更加复杂的东西——滚印。

滚印是一种刻图案、或刻有图案和文字、抑或只刻有文字的、圆筒式或圆柱式的印章。依据发展阶段的不同，也被称为圆筒印章、圆柱印章。它除了具有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也是其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滚印的制作年代和出土文化层之间常存在时间差，有的相差几百年，说明它非常受重视，可以代代相传。据说有的国王甚至用滚印作为玉玺，显示其统治的合法性。

馆方专家介绍，最早制作滚筒印章（简称“滚印”）的是苏美尔人，滚印还与塔庙、楔形文字一起被誉为是苏美尔文明的三大标志。其后，两河流域和波斯湾沿岸的一些古老民族也继承了制作滚印的习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波斯滚印，滚印的使用年限，约自前40世纪起，至前5世纪末废弃。虽然一件滚印的平均长度只有2.54-381厘米，但是滚印上面的浮雕内容却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两河流域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滚筒印章上的觐见、争斗题材，宛如一部绵延数千年的英雄谱。展览中的《英雄战争图》滚印就是其中的精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维宣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维宣 卜松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刘丽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