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论文提到的“文科生太多”，无论以怎样的标准划定“文科生”的范围，中文系，都是那个“最文科”的专业。

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中国文辞”是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凝练，是技艺，更是修养。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中文系曾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为一门专业，中文系常被认为是没用的废物。

事实果真如此吗？中文系是否真的是“无用的文科”中最无用的那个？中文系到底为学习它的人带来了什么？

南风窗记者采访了五名身处不同阶段的中文系学生，与他们聊了聊中文系的学习经历、有关求职与生活的思索：无论哪个年代，无论某个专业的“黄金时代”有没有退场，那些认真学习过、感受过基础学科的人，总会再次在社会中、人生里找到心安之所，不会轻易崩塌。

高考后，比起经济、金融、传媒等内容清晰、目标明确的专业，选择报考中文系的孩子，大多难以避免和父母的一番争论。如今正在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唐金，形容本科报考中文系时的自己时“目前为止人生中少有的坚定时刻”。

喜欢看书、喜欢文学，就“一心只想报中文系”，就业面、人均工资什么的全部没有考虑——但唐金的爸爸在替她考虑这些，觉得中文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想要她报金融、法律等专业。

“我一直以来算是很听他的话，尽力去满足他的期待。但这次我就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当时也是对他吼了一通，就像是五四新青年，‘我要自由！’‘挑战权威！’‘做自己！’这种。”

与唐金相反的，妈妈是语文老师的奚法，是在爸妈的要求下被迫填报了中文系。在奚法的爸妈看来，中文系是一个女孩子应该学习的那种专业，“学起来压力会小一些”，而且今后无论是做老师、主持人还是记者一类的工作，总会有想象中的体面。

无论是反对还是同意，中文系带给外界的感受无外乎两种：“中文”，还用学吗？“中文”，不就是看小说？那是不是还蛮轻松浪漫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在有关中文教育的论著中概括中文系的特点——门槛很低，堂奥极深。

事实上，无论是一心想进中文系、爱读书的唐金们，还是一心想要孩子进中文系的父母们，都鲜少有人知道，被草草称作“中文系”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包含了语言和文学两大类。

文学，是世人熟悉的那部分；而语言，则出离了公众对“中文”诗意的理解，更像是“理科”——比如语言学要学习人在发音时舌头所处的位置，要绘制舌位图……可以说，仅中文系包含的“语言”部分学习，便能回答这个疑问：中文还用学吗？用的，而且学起来不算容易。

那么，中文系等于风月，等于无限的轻松浪漫吗？

最初，抱着一腔坚持进了中文系时，唐金觉得的确如此—中文很浪漫、文学很美。但是真正开始读了中文专业，风月、美与浪漫似乎还在，但又越来越远了。“我一直在想中文究竟是什么，然后我在整个大学其间逐渐找到了答案。”

大一，唐金上一门古代汉语课。任课老师不苟言笑，在中文系是出了名的倔强。结课时，老师在黑板上写“非学何立 非书何习 终以不倦 圣贤何及”，然后他走下讲台，郑重其事地对学生们鞠了一躬。“那时候，我觉得中文系教我要成为一个有风骨的人。”

大三，唐金上一门当代文学课。课堂以“文学史+推荐阅读”为主。老师推荐了作家弋舟的《随园》，唐金很喜欢，课余时间找了这个作家所有的书来看，常常看得拍案叫绝——那是学习任务之外，“太多产生情感共鸣的时刻了”。

在中文系课堂系统推荐的当代书目里，唐金看到了当代作家书写的那些“生命尊严被践踏、生存权利被忽视、生活幸福被剥夺的悲剧”，和掩藏在其后的，“在残酷现实中坚守尊严的人”。“那时候，我觉得中文系能帮我们寻得属于自己的体面和尊严。”

大四，保送研究生的唐金去旁观文学院的新生开学典礼，看新一届的中文学子带着自己或爸妈的期待踏入这“堂奥极深”的领域。“那时候，我知道了中文系是接地气的，是可以在很多方面书写自己的传奇的，是可以经世致用的。”

中文系是可以经世致用的。这样的表达有些令人无奈，仿佛用四年的学习时间，只得到一个“可以用”的结果。这可能源于中文系的一个困局——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哪怕是“可以用”这样的结论，似乎也要反复举证，充满怀疑。

被迫学了中文的奚法，在保研时选择了彻底转换方向，攻读法律。在她看来，中文和法律最大的区别，或许就是“标准”。

奚法记得，本科时，她很喜欢文学理论，但有一次，她与老师争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她觉得很茫然。但法律不同，法律是有所依仗的，无论是板上钉钉的法条，还是确凿无疑的规定，它们让学习者、从业人的判断有迹可循。但中文不是。

这种“无所依仗”带来的困惑，也在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求职的汪夏身上出现。

和许多毕业生一样，汪夏的“梦想工作”也是互联网大厂。但是投递简历求职时，汪夏发现，自己没有太多互联网需要的技能、互联网固有的思维，也没有亮眼的大厂实习经验。并且，汪夏发现，“中文学科如果想要进入互联网，由于学科限制，其实都是一些边缘支撑性岗位”。

“有明确指向性的互联网”和“不那么明确的中文”碰撞在一起，变成了几次碰壁的经历。在投递互联网行业无果后，汪夏便转向了考老师和公务员——一切忽然变得格外顺利。无论是网络上广为流传、薪资水平令人艳羡的深圳教师，还是前景可期的北京选调生，汪夏都能轻松地摘得名额，获得广泛的肯定。

在中文系“曾经辉煌”的这些行业，如今的中文系毕业生也依然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轻松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文的基础性其实意味着就业的方向还是挺多的”，走过了整个求职季，汪夏觉得，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毕业生的求职焦虑，其实远无关乎学的是什么学科，而是缺席的职业教育，让大家没有想清楚“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选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安身立命？”

因为不了解行业，也不了解自己，就会出现什么行业热，大家就蜂拥至什么行业，而不考虑自身的特点与专业的性质。“职业选择也有双向性，某些职业不要我，或许是因为我本来就不适合那个职业，而有的职业面试很顺利，那可能是我比较适合这一类。”

找到自己位置的中文系毕业生，偶尔也还是会在工作中面临“无所依仗”的困惑。

同为中文系本科、语言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倪赞赞，已经在某大专院校教授《公文写作》《演讲与口才》等公共语文课两年了。虽然所学专业与从事的工作几乎算是无限接近了，但她还是常常感到“没有那种能胜任的感觉”。

《演讲与口才》这样的课程，她可以借鉴上学时学习的《现代汉语》课程，将“有标准”的那些—比如舌位图、元音辅音、语法等，“老师当初怎么教给我，我就怎么教给我的学生。”而更多的时候，“大学学到的东西，能直接运用到工作中的内容很少，而且也都不是什么‘具体的事’”。

有一次，在讲授《应用文写作》课程，讲到“调查写作”时，倪赞赞想起读书时老师讲的一个例子：著名的拉波夫“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

这个调查，是在纽约的一间百货公司各楼层，向各种被调查人问“女鞋部在哪”（预设答案为“the fourth floor”），然后装没听清再问一遍。拉波夫的结论是：保留r音的富人比穷人多，白人比黑人多，女人比男人多，职位高的比职位低得多。在这个语言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二战中各国的统治痕迹。

一个发音，反映一个时代、一种历史，倪赞赞对此印象深刻。她将这个故事复述给自己的学生听，但年轻的孩子们反应平平。这仿佛是一个“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的教学版本，让“没有标准”“难以捉摸”的中文教学，再次在新一代中文系教师身上上演。

汪夏有时候会和同是中文专业的同学互相自嘲。“自古就有‘百无一用是书生’嘛。”

这种自嘲，一方面来源于汪夏个人对自我能力贡献的不信任感，“觉得如今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够在实际意义上改善人类生活的，好像不是我们这种学科”。另一方面，则是无意识地在迎合社会的评价体系，“毕竟理工科看起来确实比我们‘有用’”。

而最大的问题是“我相信大家未来教育孩子、对孩子的期待，肯定就会想让他/她从小沉浸在人文氛围更浓厚的氛围里熏陶吧？但现在，文科、中文，作为一个进入庞大社会运作体系中的一员，这个大体系，却是以‘有用’来作唯一标准评判的”。

中文，真的“没用”吗？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看来，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陈平原教授

对大环境而言，中国自古以来“诗教”源远流长，读书反思、作辞章诗赋，是所有“识字者”“读书人”的底层修养，在“古人言语文章无别”的古代社会，人会一代代消逝，圣贤豪杰的光芒会殒没，但“惟文不死”，便没必要专辟一个“专业”来录取学生，授课经营。

但如今，社会极速发展，言语和文章之间判然有别、读书与修养之间似无相关，中文开始成为一个专业、一门学科，在“合理化”和“专业性”的浪潮中重新启航。

作为一种知识的“文学”，作为教授“文学”的中文系，确实有着它的特殊性。其它的基础学科，比如物理、化学，如果没有系统地接受过高等教育，很难在专业领域“自学成才”，但中文不同——“上大学不一定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学不好。”

学“中文”的个体，在其间得到了什么？

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毕业、读了7年“中文系”的薛然，没有选择直接运用“中文”的工作岗位——比如语文教师或文字综合类公务员，而是选择了从事新闻行业。

中文和新闻，前者站在历史之中，圣贤绝学在前；后者唯“快”不破，重在传播与“完成”，有太多无法共融的地方。但薛然觉得，每一次工作，他依然在运用中文系教给他的思考方式，“我的知识体系，整个大厦的地基就是中文的，新闻反而成了让我怀疑和不牢靠的部分”。

似乎更“有用”的新闻，远远看来是一条条的线，作为从业者，如果想挖掘当事人的内心、将枯燥的消息变得更易读，把线变成层次丰富的“面”，就需要中文的知识体系来做这个“翻译”。

每当被夸奖采访提纲列得有逻辑、文字处理有风格、思考角度更深入，每当他能够更快地吸收与消化庞大的信息，快速梳理其中的逻辑，薛然都会觉得，中文系带来的教育与滋养，它打下的那个稳当、踏实的基底，始终托举着自己在新的人生阶段前行，从未远离。

事实上，即将入职公务员岗位的汪夏观察到，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包括中文系在内的人文社科并没有什么“衰退”，其影响力反而正在“以网络为线地扩大了”。

比如曾经常在分数线垫底、接收各种“服从调剂”学生的社会学专业，近来就非常“出圈”：“这段时间很火爆的讨论，比如项飙老师的爆红，比如内卷，比如外卖骑手之类的调研……”此外，针对某一问题的思索、某种现象的审视，建立“系统性批判”，或许还是要靠中文这样的专业来完成。“系统性的反思比起片面的争论更有价值。”已经做了律师的奚法说。

而无论选择了怎样的职业、无论在过怎样的人生，文科始终是给社会提供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尤其是文学，它本身就是讨论想象和可能性的。

“我觉得中文学习对我的改变是，使我看世界的心态更开阔包容，心底更怀有温情和敬意。我知道了万事万物，不过是‘各正性命’，不会以自己狭隘的一己之见去固化地理解世界；中文学习也让我的目光不局限于眼前的一隅，而是去关切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偶然的生命，除了关心自己琐碎的日常，更怀有对时代、人类命运的关怀。”

汪夏讲起本科时候，自己和好友被问起有什么理想。年轻的姑娘们没有具象哪一种未来，而是一起说了中文系学到的句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虽然似乎显得十分幼稚，但中文学习或许就是，站在往圣先贤之后，无论多久，也能被一代代人的伟大理想打动的那种永怀‘理想主义’。”汪夏说。

“中文系或许就是在教我们‘不受限地体验世界的能力’和‘将生活过成一首诗’的能力吧。”唐金最后概括。

“如果一个人谴责文学是无用的，说中文不是个专业的话，那还蛮可怜的，”唐金说，“不懂中文的价值，就像不懂为什么会有人在生活困苦的时候仍然在桌面上摆上一枝鲜花。”

（文中受访对象皆为化名）

    编辑 | 赵义

新媒体编辑 | 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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