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中共创始人与广州的不解之缘

□ 李三虎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样特殊的历史节点，陈独秀是一位无法绕开的重要党史人物。毛泽东赞誉他是新文化运动“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不仅如此，陈独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所谓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陈独秀在广州，缺席会议仍被选举为书记。由此开始，照着陈独秀在广州的革命印迹，追寻一段特殊的“建党往事”。

三次南下广州，从创建地方党组织到“三大”召开

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中途在船上会见了香港的林君蔚、张仁道和李义保。他们刚刚创办《真善美杂志》并打算报道劳工问题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受陈独秀影响和鼓励在香港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7日到广州后，陈独秀找到谭平山，筹备并创建广东共产党小组，使广州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6个城市之一。

中共“一大”召开，陈独秀缺席仍被选为书记。1921年9月，他坐船途径香港回到上海，正式履行党的领导职责。1922年4月，陈独秀再次到广州，连续主持召开3个会议。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使党开始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国民革命的思想转变。召开全国“一次劳大”与“团一大”，为中共“二大”奠定了组织基础。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第三次来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三大”，推动了首次国共合作。陈独秀三次南下广州，创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酝酿国共合作和主持召开“三大”，是中共党史上的三件大事。其中，直接领导地方党组织组建，构成了广东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推动了开展革命活动的穗港联动。香港的林君蔚等人与广东共产党小组保持密切联系，于1923年成立了青年团香港支部；1925-1926年由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参与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实现了穗港两地罢工的有效配合，成功地声援了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38年后，广东省委领导的“东江纵队”，在穗港两大城市之间的广九铁路两侧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成功创造了大城市和沿海抗日游击战争的典型范例。

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仍然心系广州起义的成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先后组织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为了配合南昌起义军南下的广州起义。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自此离开了领导岗位。离开中央后，陈独秀虽然情绪低落，但对广州起义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2月13日午前，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中共中央在接到该信后，失败（12月12日夜）的消息已经传来。

这封信由于是广州起义（12月11日凌晨）前写的，所以对广州起义提出的6点建议不乏远见性：一是无论成败宜早不宜晚，犹豫不决反受其乱；二是让广大农民参与，这是起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三是起义后建立的政权，要用“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这样的名称；四是“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五是因避邻香港，易为帝国主义袭击，反帝行动须谨慎；六是起义发生后，苏俄同志“最好绝对不赴粤参加工作”。当时准备工作中断，事先大批农民未及参加起义，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打击面过宽，这些都是广州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建议是十分正确的，表现了他对时局敏锐的洞察力。

百年往事犹在，红色印记永留广州英雄城市的记忆

陈独秀三次南下广州开展革命活动，以及他关心的广州起义，如今都已经成为广州这座英雄城市的红色记忆。广州起义路维新横路素波巷，广州第十中学校园里，有一栋正面挂着“党的光辉照万代”匾额的小红楼静谧安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第一个支部成立地址。陈独秀三次南下广州，就住在这里，从窗户可北眺白云山，取名为“看云楼”。第一次来广州，《新青年》也迁广州，设在今天的昌兴街26号和28号，直到1926年最后停刊。第三次来广州时，中共中央机关随之也迁广州“春园”——今天的新河浦路24号中共“三大”会址，共计半年时间。以小红楼纪念馆和中共“三大”纪念馆为主，加上“一劳大会”旧址纪念馆、“团一大”广场和广州起义纪念碑，这些烙有陈独秀印记的城市空间，构成了一道道党史教育的城市红色风景线。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