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江南岸的“河南”地区,海珠区同福中路和南华中路之间,有一处园中有寺,寺与园融的美景——海幢寺。
海幢寺在岭南文化史上的地位特殊而重要。多个欧洲外交使团也是在这里与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会晤,乾隆末年,海幢寺又成了第一处向欧洲人开放旅游的广州景区,而海幢寺僧的书画创作,更是广东乃至全国艺术和宗教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5月13日起将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的“禅风雅意——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艺术展”,就为我们掀开了这少为人知的文化画卷之一角。

岭南寺僧 中国艺术文化史上的独特存在
何谓“海幢”?康熙十八年(1679)由广东提举按察司使王令所撰《创建海幢寺碑记》说:“盖取效法于海幢比丘之义”;《广州宗教志》说:取名“海幢”,是取佛经中“海幢比丘在昔能修习般若波罗密,入百万阿僧祗劫,了无障碍”之意;又一说:“韩诗有‘盖海旗幢出’之句,寺名本此。
清顺治十二年(1655),曹洞宗第三十三世空隐和尚,应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之请,来到广州,偶游海幢,乐于“古松夹道,多鹤栖宿”之清幽,在寺暂住,开坛讲法,并在临侧开花田院圃,寺遂渐兴。之后海幢寺相继由其高徒天然函昰、函昰高足今无阿字等高僧住持。到乾隆年间,该寺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以上,北至珠江, 南倚今乌龙岗、宝岗,东起今前进大街,西侧与海幅寺、伍家花园为邻,成为与光孝、华林、长寿、大佛齐名的羊城五大丛林之一。
在策展人、副研究馆员任文岭11日的媒体导赏中记者了解到,自唐代以来,岭南佛门中就不断出现一些能书善画之人。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以天然和尚函昰为代表的岭南寺僧迅速崛起,他们以广州市海幢寺等岭南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修习佛法,赋诗讲学,借书画娱情,与文士雅集,以独特的身份和超然世间的气韵,有别于其他的名家,在岭南书画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函昰、今无都是书画高手,展览的第一个展柜中,即是函昰的三件作品。其中的行书《议建雷峰海云寺殿宇》卷(局部)尤为重要,不仅是书法艺术品,也是关于海云寺殿宇建设的原始资料。
与海幢寺类似,海云寺也是函昰投入巨大心力的一所禅寺。它的前身为隆兴寺,又名金瓯寺、雷峰寺。清顺治五年(1648年)春,函昰受隆兴寺寺主旋庵之请来此,在弟子们的襄助下,对它进行改建,终于"辟小院而成名刹",实现了对寺庙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据函昰的弟子今释所著《徧行堂集》卷十一《雷峰山海云寺碑》记载,改造工程从顺治六年(1649年)开始动工,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才大致竣工,长达25年以上,此时函昰已经差不多70岁。寺院建筑逐次落成后,函昰给它们一一题写了匾额,如“拂月堂”“按月堂”“如护堂”“智食堂”等等,并将自己的方丈室命名为“瞎堂”。他最后就圆寂于此。
由于函昰的声望与巨大影响,围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海云禅派”,当中有十位禅僧最为著名,他们就是函昰的十位嗣法弟子——“海云十今”,也是此次展览的重要出场人物。
馆寺联动 从馆藏书画穿越到历史现场
“禅风雅意”展通过一系列展品向观众展示岭南高僧的书画以及他们与士大夫交游所留下的翰墨,藉此管窥明清时期岭南寺僧的精神世界以及寺院文化。比如,释今释的行书《请雷峰天然老人住丹霞启》卷,涉及丹霞别传寺创建开法历史,兼具艺术与历史文献双重价值,殊为难得。馆方专家介绍,清康熙元年(1662)三月,今释入丹霞开山建寺,是为别传寺。此后数年,今释苦心经营,至康熙五年(1666),别传寺规模初具,今释撰此《请雷峰天然老人住丹霞启》,恭请本师赴丹霞主院开法。当年腊月四日,函昰在丹霞入院,随即上堂说法,为别传寺之开法祖师。释今无行书周颙《与何胤论止杀书》卷笔意冲淡,超然脱俗,这位天然和尚第一法嗣、曹洞宗三十五代传人,在诗文、书法方面颇有建树,著有《光宣台集》《海幢阿字无禅师语录》等。

释德清行书《法性寺菩提树诗》轴纵196厘米,横74厘米,是粤博馆藏品。释德清明万历年间来广东,期间对曹溪禅宗祖庭南华寺进行了整顿与改革,被誉为曹溪中兴祖师,并曾在广州长春庵为众开法。他在明末佛教文化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与紫柏真可等并称为明末“四大高僧”。
展览中还展出了释大汕的画像及他所绘长寿寺僧像册。释大汕康熙年间任广州长寿寺住持,兼取清远峡山飞来寺及澳门普济寺为下院,曾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前往越南弘扬佛法,影响颇大。他杂学渊博,儒释互融,喜结纳名士,能诗、工书、善画,时称有出尘绝俗之才。

展览中的“特别联动:重返海幢寺历史现场”部分非常有新意。广东省博物馆特把广州市海幢寺设为分展场,将寺院内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园林景观在海幢寺现场标示,既可以与展厅的部分内容相呼应,又可以引导有兴趣的观众能够重返海幢寺历史现场,对展览作进一步的思索与感悟。
影响海外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代表性梵刹
海幢寺是清代中晚期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海上丝绸之路”上具有代表性的梵刹之一。许多外国人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与其宗教信仰迥异的中国佛教文化的真实形态。
最早观光海幢寺的西方游客,是瑞典人、植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1750年11月以随船牧师身份,搭乘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卡尔亲王号”来华。在广州的几个月期间,彼得曾到海幢寺观光两次。不过他的兴趣集中在观察花木的种属和生态,对寺院本身并不留心。
展览中的1796年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制海幢寺水彩画册为海幢寺珍藏,共四十八开,其中四十四开为水彩画,每一页均以图解形式用水彩及描金详细描绘十八世纪之海幢寺中各庙宇近景及庙宇内所供奉神像。扉页以西班牙文及中文交代其所有者及册页信息,并附折叠式海幢寺全景地图。该册页为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首席代表曼纽尔·阿格特于1796年定制,其绘画之精细程度远超于其他18至19世纪的一系列外销画作品。
“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在广州委托半官半商性质的“十三行”协助粤海关管理广州的对外贸易。为防止外商与普通华人接触,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如不能携带武器进入广州、不得逾越十三行范围、不准外国妇女入住广州、贸易任务完成即乘原船回国、不得在粤过冬,等等。由于商馆空间狭小,1794年,因英商布朗的禀求,长麟批准每月初三,十八(农历)两日,西人可赴海幢寺、陈家花园,“听其游散,以示体恤。但日落即要归馆(商馆),不准在彼过夜。并责成行商严加管束,不准水手人等前往滋事。”嘉庆二十一年(1816),两广总督蒋攸铦又批准十三行的外商于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在官员带领和通事(翻译)陪同下渡江到位于河南的海幢寺、花地湾旅游,规定每次只限十人。中国行商利用了这一规定,在海幢寺周边的河南地带及花地建造了许多私家花园,包括潘家花园、伍家花园、馥荫园等,周期性地举办游园会,为十三行西方商人提供消遣。

1875年内,长居广州的英国人格雷出版了一本《漫步广州》,当中记述了用七天时间游遍广州全城的路线。第一天的行程,就包括了“河南”的海幢寺、伍家花园、纯阳观和金花庙。这本书后来成为19世纪末期欧洲人游览广州的经典指南。当时省港澳轮船公司在“广州七日游”的基础上,适当增减,制作成“三日游”“五日游”,专门向外国游客推广。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王维宣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王维宣 卜松竹
通讯员:黄苏哲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戴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