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吃肉,武汉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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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何小民

武汉中北路上,各大银行总部高楼林立,金融商务区的轮廓出现。在中北路立交桥下,是武汉楚河汉街商业区的入口,夜幕降临,前来汉街游玩的人开始络绎不绝,昔日这里热闹场景开始重现。


经济恢复,消费市场往往最先火热,吴龙对此感受更深。


吴龙是河南信阳人,在武汉做水果生意已经10多年了,每天晚上店面收摊后,他都会把水果现切装盘,拿到汉街商业街卖,“这样每天能多赚几百块”,这也是他应对生鲜电商冲击的方式。


当天是工作日晚上,在楚河汉街里,美食店门口人头攒动,记者扫描街区里共享充电宝站,显示“无充电宝可用”,这些都是武汉经济恢复的横截面。


即便遭受疫情重创,武汉去年全年的GDP依旧达到了1.56万亿,进入全国前十。今年一季度,武汉GDP达到了3574.11亿元,同比增长58.4%,也超过了疫情之前2019年同期(335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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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0年中国GDP总量三十强城市排行榜,图中显示为前十二的排名(图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众所周知,武汉是中国地理的中心,有着九省通衢的独特区位,作为中部地区的“一哥”,武汉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湖北经济的恢复,更决定着中部崛起能否实现。


大而不强

疫情让全世界都重新认识了武汉,这座1100万人居住的特大型城市,成为抗疫战场,武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城市,武汉的地位再一次提升。


事实上,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也曾谋划武汉的发展,“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甚至,他还提到,武汉未来的城市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一直以来,武汉凭借九省通衢的独特区位优势,并集聚着丰富的教育、医疗、交通等资源,成为华中区域的中心城市,也是中西部省份中,强省会的代表。


即便是受疫情冲击,武汉经济也交出了一份有底气的成绩单,2020年全年GDP达到1.56万亿,位列全国第9,今年一季度最新数据,更是高出疫情之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武汉在这场经济复苏战中也并没有掉队。


从去年全国27个省会的发展情况来看,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等11个省会GDP破万亿,个个都是强省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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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武汉市江汉路(图源:图虫创意)


梳理这些强省会发展的逻辑,大概有两种方式:一是行政区划调整,实现空间和经济体量的双提升;如2020年,长春合并公主岭,2019年,济南合并莱芜,2016年成都代管简阳,他们的首位度都直接上升了1~2个百分点。


二是,通过放开落户限制,加大人才引进政策,来提升人口规模,从而实现资源集聚,扩大经济规模进而提升经济首位度,如西安、合肥、郑州、武汉、杭州等城市,过去几年都相继成功加入GDP万亿俱乐部,首位度也有明显提升。


业内一般以城市经济首位度来衡量强省会的程度,即该城市GDP占全省GDP的比例,一般占比在30%以上被认为是强省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波放宽落户限制前,武汉的首位度就常年维持在30%以上,2020年最新的数据是35.9%,比2019年提升了0.5个百分点。这背后主要是源于武汉的资源优势,武汉丰富的科教资源、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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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2019年11月21日的“华创会”国际教育合作专场,美国沃特康姆社区学院“一口气”与三所武汉学校签约,成为合作学校(图源:长江日报)


不过,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罗知看来,武汉依旧不够大,“城市的经济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辐射周边城市”,当前,武汉的自身的产业结构来看,整体呈中低端化,“赚的都是辛苦钱”,没法辐射周边城市。


成都和武汉作为中西部强省会的代表,但与成都“一城独大”稍有不同,湖北省内,除了武汉之外,还有襄阳和宜昌两个区域副中心城市。不过,襄阳和宜昌两个副中心城市的经济规模在4000多亿,武汉是它们的3倍多,这也意味着,湖北省内,GDP在5000亿到万亿的城市,依旧是空白。


另一个视角是看武汉与环周边城市的经济对比。在地理上,与武汉市土地直接接壤的周边城市共有6个,分别是黄冈、孝感、黄石、咸宁、鄂州、仙桃。这其中,前5个均为普通地级市,仙桃则为湖北省直管的县级行政单位。以2019年的数据来看,武汉的人口在1100万左右,其余6市总人口在2000多万,是武汉的2倍,人口虹吸趋势并不是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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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9年湖北各市(州)常住人口总量排行榜(图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不过有一个现实因素是,武汉的面积才8500多平方公里,其中,2000平是江湖和滩涂,1000平防汛抗旱预留用地,其实武汉真正的有效用地只有5000平方公里,这样的面积在万亿GDP城市中,是很少见,小于北京、天津,更别说通过区划调整扩容的成都等省会。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武汉提出打造“五大中心”,即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而湖北省的区域发展格局是“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期待武汉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这也意味着武汉需要回应周边城市的发展需求。


“工业化后阶段”

作为近代化工业重镇,早在上世纪80年代,武汉的经济排名就进入了全国前十,如今,却仍在前十的尾部徘徊,与其说武汉一直保持着稳步发展,不如说,武汉在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中显得有些乏力。


2011年,全国万亿GDP城市才6个,10年之后,2020年,扩容到23个,翻了将近3倍。在这期间,一大批新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加入万亿俱乐部。如2014年,武汉和成都GDP双双破万,分别成为中部、西南地区首个加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次年,杭州也加入万亿GDP城市。


事实上,这三座城市开始暗暗较劲,一方稍有不慎,就会被反超。1980年代的时候,武汉远超杭州、成都等城市,到2008年,杭州超过武汉,2010年,武汉再次反超杭州。此次疫情之前,武汉的经济一直压杭州一头,疫情之下,杭州开始反超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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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浙江杭州钱江新城(图源:图虫创意)


提起武汉的经济,就不得不提,武汉九省通衢的独特交通区位以及丰富的教育、科创资源优势。但回看这几年武汉的发展,似乎这些优势并未能完全凸显。


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湖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湖北省政协常委邹薇看来,在传统商贸物流时代,武汉九省通衢的区位确实能发挥作用,但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物流,武汉似乎发力较晚,研究发现,无论是客流还是人流,都只是把武汉当作一个中转站、客运站,并没有把武汉作为商贸的重点,人流、物流、信息流没法在武汉长时间停留,也就没法带来经济效益。


的确,武汉有83所高等院校,高校数量仅次于北京,拥有百余万大学生,但大学生毕业后留在武汉发展的比例并不高。“主要是留不住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两所学校的学生。”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罗知对记者坦言。据这两所学校公布的毕业生质量报告,2019年,武大和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留在湖北发展的比例都不足30%,而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留下本地发展的比例约为80%,差距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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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线城市一流高校2018届毕业生本省就业率(图源:DT财经)


此外,武汉拥有9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但科教成果本地转化率只有20%左右,科创实力无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这是武汉科创资源的B面。在罗知看来,科教成果转化率低,背后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没有产业应用场景,二是受学界对发论文等科研考核机制的影响。新民营经济是罗知的研究领域,在与民营企业家座谈中,她发现产学研合作无法落地,因为学者关心的是项目能否拿到科研经费,而企业家更关心的是能否提高生产效率。


事实上,无论是人留不住还是科创成果转化率低,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没有产业土壤。具体来说,经济缺乏活力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强民弱,国企和央企占比大,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相关统计显示,武汉前30强企业当中,央企和国企占了近2/3,主要分布在汽车、建筑、钢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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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9年武汉企业100强排行榜,图为前30的名单(图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二是对外依存度低,即武汉的对外开放水平较低,数据显示,2019年,武汉的外贸依存度为15%,在全国36个代表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比全国水平(31.8%)低16.8个百分点。


邹薇教授一语中的,武汉还处在工业化后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武钢、武重、武船为代表的“武字头”企业成就了“中国钢城”,进入21世纪,2003年,东风汽车乘用车从十堰搬迁至武汉,武汉成为“车都”,2018年之前,武汉第二产的比例长期稳定在43%,三产结构还有待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占比才60%,与发达城市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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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3-2017年武汉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情况(图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武汉强则湖北强。从这个角度来看,武汉不应考虑大不大的问题,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大是指规模,强则注重功能,只有在强的基础之下,城市才是越大越好。”邹薇强调。


如何更强?

武汉能否实现从大到强的转变,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城市经济发展的根基依旧是产业,如果追溯武汉经济活力缺乏,还是产业结构的问题。


其实,武汉的产业体系十分完备,拥有工业41个大类的38个门类,其中,汽车制造业、钢铁业、建筑业一直是武汉的支柱产业。


以汽车产业为例,武汉一直有“中国车都”的美誉,是全国六大乘用车生产基地之一,在武汉经开区集聚着7家汽车整车企业、12个汽车总装工厂、5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汇集了中、法、美、英、日五大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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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武汉经开区汽车产业(图源:央广网)


不难看出,武汉的汽车产业优势明显,品类多,涵盖5大车系,但不足也明显,产业链不够长,产能并不突出。从2020年,各地披露的汽车产量来看,湖北的产量仅排名第4,为209.4万辆,低于广东(313.31万辆)、吉林(265.46万辆)和上海(264.68万辆)。


罗知认为,武汉产业的问题在于产业附加值不高,目前仍然集中在中下游的制造阶段,急需转型。当前,不少城市都抓住了新一轮技术应用带来的产业转型机遇,找到了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并快速在城市竞争格局中,脱颖而出,杭州、成都和合肥便是这类典型。


站在“十四五”的起点,湖北省的确定了新的区域发展格局,即“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1+2+N”的城市格局,“1”是指武汉,“2”是指襄阳和宜昌,在邹薇看来,湖北具备实行“一主两翼”战略的良好条件,因为三市GDP在全省占比约为56%,有条件通过“一主两翼”的发展,来带动辐射其他城市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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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荆楚热议“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区域发展布局(图源:湖北省人民政府官网)


近几年,武汉在新兴产业发展的尝试也不少,在东湖新区,“光芯屏端网”的万亿产业集群形成,在这样的区域格局下,武汉产业转型的思路也逐渐清晰。


在邹薇看来,在“十四五”期间,武汉GDP要想实现倍增的目标,在加快传统产业转型的基础上,一定要另辟蹊径,实现战略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异军突起,推动形成1~2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结合武汉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能形成万亿级别的,一个是生命健康产业,在武汉生命健康产业有较好的基础,东湖高新区在2019年全国190多个高新区的生物医药产业排名中,位列第4,前三分别是中关村、上海和苏州。


针对现在各地都在发力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压力不小,邹薇建议,可以借着全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落户武汉的契机,率先把疫情期间已经形成的先发病例、先发诊治、先发检测等资源整合起来,着力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范方面发力。


另一个是,武汉可以主抓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发挥光谷前期在“光芯屏端网”的前期优势,将智慧产业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来,邹薇透露,目前武汉市已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市里头号工程,先后派出多个调研团队到杭州、深圳等城市学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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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t3项目显示面板生产线(图源:长江日报)


在产业空间布局上,邹薇建议,“跳出武汉看武汉产业发展,主动回应周边城市的诉求,实现共赢发展”。首先,要让武汉实现要素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带动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简而言之,就是武汉成为全省资源配置的大脑,让产业的研发在武汉,具体生产和制造的产业链延伸到周边城市,实现对周边城市的覆盖。


具体来说,利用两大汽车产业走廊在武汉的产业基础,打造“汉孝随襄十”和“汉宜荆荆”两大产业带,其一,发挥襄阳在汉江流域的领头羊潜力,将“汉孝随襄十”升级为新一代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零配件产业密集带,“汉宜荆荆”则打造高端精细化工、现代物流和绿色环保产业富集带。


可以预见,在“十四五”期间,武汉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在发挥中心引领的过程中,可以做的有很多。“中部一哥”业已苏醒,正大步向前。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吴龙为化名)

作者 |  何小民

编辑 |  谭保罗

新媒体编辑 | 闰然

排版 |  肖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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