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这些人连这种事也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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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南风窗新媒体主编 李少威

今天是五四,你正在阅读的是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这篇文章有如下三个重要特点:


1、它是用白话文写的,很容易读懂;


2、它有标点符号;


3、它是从左到右横着排的。


你肯定会想,这算是哪门子特点!


我们现在读书写字,不都是这样么?对于认得字的人来说,这不是像空气一样正常的么?


的确如此。


然而,在100多年前,这些在中文里习以为常的东西,统统的没有。这是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用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学识,为后人争取而来。


说是开天辟地,也不为过。


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了简体字。中国文字和文学的系统性刷新,至少具有两个重要意义。


1、破除了知识被少数人垄断的格局,人人都可以知识化;


2、中文活了起来,能够运用于现代理性思维,真正可以和世界话语对接。


这一切,都和一本杂志有关。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报刊对于文化进步的贡献,能与这本杂志相提并论。


它叫《新青年》。


杂志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他们性情各异,研究领域也不同,共同点是:每一个名字都惊天动地。

不世英雄出

1915年6月,一个36岁的男人从日本回到了上海。


他找到了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希望对方帮助自己办一本杂志。


“我早就想办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全国的思想都要改观。”


好大的口气!


影子还没有,就夸下如此海口。别人说出来,怕是要被当作笑话,但他不是别人,他是陈独秀。


陈独秀何许人也?


一个不要命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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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190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伙同邹容、张继,一刀剪掉了清朝学监姚煜的辫子,挂在房梁上示众,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随后三人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


回国后,1903年8月7日,和章士钊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鼓吹排满革命,4个月就倒闭了——被查封。


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力倡革新,办了23期,1905年停刊。


1905年,发生了吴樾用人肉炸弹袭击出洋五大臣的故事。《安徽俗话报》停刊以后,陈独秀就参加了暗杀团,创办了岳王会,从事反满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后,安徽成立了都督府,柏文蔚为都督,陈独秀是秘书长。汪孟邹来找他这位高官,希望谋个差事,陈独秀阴沉着脸说,这哪是什么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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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剧照


他叫汪孟邹去上海办书店,名字都替他起好了——亚东图书馆。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共和被践踏,孙中山举起了反袁义旗,进行“二次革命”。


安徽都督府响应革命,遭遇军事上的失败,向芜湖方向突围。陈独秀一到芜湖就被龚振鹏逮捕,布告贴了出来,要执行枪决。


陈独秀说:“要枪决,就快点罢!”


芜湖还有一支军队,由张永正率领,扬言龚振鹏敢杀陈独秀,他就率兵拼命,陈独秀得脱。


袁世凯的干将倪嗣冲不会放过他,列出20人通缉名单,“陈逆仲甫”位列第一。


陈独秀只能逃跑,跑到上海,躲进了他让汪孟邹创办的亚东图书馆,潜心著述。写了两本书——《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但社会动荡,这样的书卖不出去。他给远在日本的章士钊写信说,我“已搁笔,静待饿死”。


章士钊正在日本创办旨在反袁的《甲寅》月刊,便函约陈独秀前往日本,共同编辑。1914年陈独秀抵达日本,11月10日,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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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寅》是民国初期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论性期刊,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


用今天的话概括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立意,是爱国不等于忠君,爱国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政府是个坏政府,“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这是陈独秀早期非常著名的文章,因为一发表,就遭到许多来信谩骂。“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1915年1月,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人们看到了亡国气象,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共和已死,举国唾骂。


此时人们才发现,陈独秀说得多么在理,多么深刻,多么具有预见性。骂他的人,纷纷转向尊敬和推崇。


陈独秀从来不在乎毁誉。


有的人这样想,但不敢这样说,陈独秀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


今天这篇文章,不谈政治,只说文化,为什么还要说这么多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前的历史呢?


因为我们要首先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性格暴烈,敢作敢当,直率坦荡,光明磊落,一往无前,从不知恐惧为何物。


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新青年》这本杂志,能够燃起熊熊的文化变革之火。

在美国的年轻人

1915年,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病重,陈独秀归国。


当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年后,因为与上海另一刊物同名,改名《新青年》。为免庸赘,我们就统一用《新青年》来称呼它吧。


下面用一组数据,来说明陈独秀的战斗力有多强——大约相当于《七龙珠》里的超级撒亚人。


《新青年》一月一号,每号约100页,6号为一卷,从1915年创刊到1917年8月,一共3卷,也就是18期,1800页,都是陈独秀一个人主写。


在这不到两年时间里,知识青年争相追捧《新青年》,把陈独秀尊为青年领袖。


第一期,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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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青年》


青年要用“横厉无前”的美德,去征服“恶社会”,“战胜恶社会”,“而不可逃遁恶社会”。


就是在这创刊词中,陈独秀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起源。


石破天惊,多少青年被他激励得热血沸腾,纷纷给他写信,其中就包括后来被称为“战神”的叶挺将军。


此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年轻人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和陈独秀一样,安徽人,叫胡适。


胡适没有陈独秀那样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


1906年,他15岁到上海入读中国公学,生活糜烂,花天酒地,打牌招妓,醉生梦死,最后终于进了“局子”(巡捕房)。


在“局子”里,他突然醒悟,决心全力准备官费出国留学的考试。


他考上了庚款留学,1910年8月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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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庚款留学生,生活费是按月寄给每个人。社会改革热心人士钟文鳌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工作,负责寄月票。他总是夹带私货,往信封里塞入一些改革汉字的传单。


胡适收到一张传单,上写:“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拼音不可。”


他年少气盛,回信说,你们这些不通汉文的人,不配谈改革中国文字的问题。


毕竟内心善良,写信骂人一顿之后,又感到很不安,盼着钟文鳌回信,再做解释。但是他没有等来回信,自那以后也没有再收到传单。


正是这种自责,驱使他开始认真思考文字改革的问题。1915年夏天,他在留学生年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他说,中国文字的教授方法是死记硬背,费时费力,误人子弟。


他说,汉字是“半死之文字”。文字有死文字、半死文字、活文字三种,白话文是活的,而文言文是死的,就像狗字是活语,犬字是死语,骑马是活语,乘马是死语。


他说,中国人学自己的文字,如果学死文字,那么跟学外语没有差别,阅读的时候,脑袋里要先把死文字翻译成活文字,才能理解含义,多么愚蠢,多么麻烦。


他说,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密密麻麻,乌黑一片,屏气阅读,不知可在何处换气。


他后来又专门写文章,推行10种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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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图片来源:《建党伟业》剧照)


他这时的说法,是“文学革命”。为了找到革命的合理性,他认真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学史,发现历史上也在不断革命。


从三百篇到离骚,又到五言、七言古诗,从赋到无韵骈文,从古诗变为律诗,从诗变为词,从词变为曲,变为剧本,都是革命,历史上一共已有6次。


不论是否在理,“托古改制”是中国改革的常用模式,从古代寻找依据,说明改革的决心已经坚定下来了。


然而,他的文学革命论一出,在美国的同学、朋友之间掀起轩然大波,大多都是反对和攻击之辞,胡适本性敦厚,就有点害怕。


他的安徽老乡陈独秀,通过汪孟邹知道了胡适,就让汪孟邹向他约稿。“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文学改良刍议》,这篇胡适名声最大的文章,就这样从美国寄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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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品《文学改良刍议》的一个版本


因为挨了骂,“胆子变小了”,“革命”改为“改良”。


陈独秀拿到文章,异常兴奋,“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他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这就是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一发出,这个只有26岁的帅气青年一下子名满天下。


发表之后,胡适挨了身边人更多的骂。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文学革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定下来的,应该和国人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可是个革命家。他把给胡适的回信发表在《新青年》上,让这件革命的事情再无转圜余地。


他说,学术当然可以自由讨论,容纳异议,“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后来承认,没有陈独秀,文学革命搞不成。“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陈独秀。”


搞革命,两个人还不够,更多“牛人”还会出现。


“钱二疯子”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此前他一直在思考,怎么改革北大死气沉沉的学风。


蔡元培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舍不得《新青年》,蔡元培建议一起迁到北京。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伴随着陈独秀一起进了北大。


北京是是旧派学人云集之地,鼓吹新文化,处境比上海艰难得多。


就拿北大来说,原来的文科教授们,大多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朋友或者故交,多属旧派,而且大多很有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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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蔡元培兼容并包,把辜鸿铭、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人都容纳下来,这些人,就是陈独秀的死敌。


陈独秀推荐了胡适,蔡元培同意。


胡适正好因为文学革命在美国被围攻,也想脱身,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就决定归国赴任。


他引用《伊利亚特》中的一句话来显示雄心:“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



守旧派不断攻击陈独秀和胡适,要求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


蔡元培说,“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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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中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发表演讲


陈独秀为了给蔡元培减轻压力,则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


艰难之中,又有一员猛将出现。


这人名叫钱玄同,后来被认为是《新青年》中“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


他有个儿子叫钱三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


钱玄同和黄侃一样,是章太炎的学生,都是国学大师。


然而,钱玄同思想激进,敢“犯当世之不韪”,把那些守旧的文人称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选学指的是以《昭明文选》为宗的古文,桐城派则是清朝最负盛名的古文散文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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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里,刘半农与钱玄同双簧著自问自答《复王敬轩书》


他说古书里,“说什么关帝显圣,纯阳降坛,九天玄女,黎山老母的鬼话。其尤甚者,则有婴儿姹女、丹田泥丸宫等说,发挥那原始人时代生殖器崇拜的思想。所以二千年来用汉字书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


钱玄同对《文学改良刍议》“极为佩服”,他的加入,对陈独秀是强大的奥援,陈独秀自然大喜过望。


“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有了钱玄同的入伙,陈独秀胆气更壮。钱玄同有陈独秀这样大名鼎鼎的人倾力支持,说话也更不客气。“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


林纾、辜鸿铭这些旧派大家,恨陈独秀是无疑的,但相比之下肯定更恨钱玄同,因为他骂起人来,简直让对方要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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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建党伟业》中刘佩琦扮演的辜鸿铭


作为同门师兄弟,钱玄同和黄侃思想上完全对立,经常当面“掐架”,恨不得把对方摁在地上摩擦。


黄侃被称为“黄疯子”,钱玄同则被称为“钱二疯子”。


钱玄同主张,彻底废除汉字,推广世界语;为免思想守旧,年过四十就该枪毙。


大师们也有“重口味”,意图说理的文字里,不时“气味芬芳”。1918年,钱玄同和陈大齐在《新青年》上相互通信,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就是“粪便横飞”。


陈大齐把旧文化譬喻为臭粪,而“我们中国人苦于没有辨别力,不知道那种是粪,那种不是粪”。他建议钱玄同用点工夫,编写一部《粪谱》,“使我们同胞见了,也可以知道粪的所在”。


陈大齐还讲了一个笑话,说一个患有眼病的人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眼睛不干净,拿出来洗一洗,洗完放在院子里晾晒,不料被老鸦衔走。医生就给患者装了一双狗眼,从那以后,这人香臭不分,把粪便当作香喷喷的饭来吃。


钱玄同回信说,《新青年》出了将近30本,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国粹万不可保存,粪万不可不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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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


戏谑也罢,疯狂也罢,钱玄同是真的有功于后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直接受惠者。


前面说了胡适提倡白话文和标点符号,钱玄同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主张应用文改革,其中对今天影响最大的是文章从左到右横迤。


他说,人的眼睛是“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站在屋里,横视左右很省力,纵视上下、一仰一俯则很费劲。然后你看,每一个汉字都是从左到右书写,为什么把它们堆在一起就要从右到左呢?


这确实是符合人体结构、人体工学的议论,而且也指出了过去汉字书写真实存在的自相矛盾,陈独秀当然认同。


钱玄同是个急性子,他说,既然都认同,那么《新青年》就要开始干啊,把从右到左竖排,改为从左到右横排。同时,既然主张白话文,那我们就应该都用白话文写作,不再搞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东西。


陈独秀也是急性子,但他考虑得更多,在这一点上有点蔡元培的风度。


他认为不应该操之过急,有些人确实写不好白话文,但也要继续让他们说话,这样才吾道不孤。


白话文,还在等待一个人。


荷戟独彷徨

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鲁迅。


这个人的战斗力和意志力,在20世纪的文学界无出其右,正是《新青年》需要的人。


陈独秀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十几年前曾经帮助过鲁迅。


1902年,周树人被公派日本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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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期


1903年,在江南班,他第一个剪去了被西洋人称为“猪尾巴”的辫子。政府派来的“监督”姚文甫雷霆大怒,要对他严加制裁,遣送回国。


偏在这时,姚文甫通奸事发,被3个留学生捉住,一剪刀去掉“猪尾巴”,悬在厅堂的房梁上。这三个留学生,一个是邹容,一个是张继,另一个就是陈独秀。


姚文甫自身难保,也就顾不上处罚周树人。


陈独秀想起他的时候,周树人正在教育部任职,意志消沉,看着文学革命风生水起,虽然认同,却无声息。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他心情抑郁,有时间就躲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抄写古碑碑文聊以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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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中的鲁迅


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钱玄同来了,带着陈独秀交给他的使命——激起鲁迅——而来。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记录了这个过程。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鲁迅回忆起来很平淡,但他抛出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简直就是平地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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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陈独秀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胡适1922年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说:“他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1923年,鲁迅接受陈独秀的建议,把他在《新青年》《新潮》上发表的十几篇小说,编成一本集子,就是《呐喊》。


鲁迅说,自己的小说是“遵命小说”,都是在《新青年》编辑们的催促下写出来的。其中催促最繁的,就是陈独秀。


这个“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几乎就是陈独秀逼出来的。


他的白话小说,以及白话杂文,成为了白话文运动实践的标杆。

后记

一篇文章,说不尽当时风流。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干将,还大有其人。


一本杂志,以及团结在这本杂志周围的一群人,在100年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创了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化背景和最基础的思维方式。


《新青年》的功绩,不止于文学的革命,还有现代思想的启蒙与播火,但仅就文学一端,也足以让后代子孙,心旌动摇。


这本杂志和这群人多年艰辛,播下的火种,在1919年5月4日,燃成燎原之势。


适逢五四,致敬这本杂志,致敬这群人。


    编辑 | 何子维

排版 | 浦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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