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发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新发现相当于中原殷商时期的6个古蜀祭祀坑内，目前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自从1986年在遗址祭祀区发掘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千余件珍贵文物以来，三星堆就以极为独特的面目引起了世人的多方关注。由于许多文物前所未见，加上“纵目人”等为代表的青铜器极富视觉冲击力，三星堆不仅是考古学界的重要聚焦点，也是普通公众津津乐道的“惊世大发现”。
那么，此次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以及出土的文物，到底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在此次考古发掘中，又采取了哪些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研究馆员李岩，请他从专业角度做出点评。
应该从“聚落”的角度来看三星堆
“三星堆的主体文化，大致是在二里头文化到晚商这个时间段”，李岩说，它是中国古蜀文化的一个区域中心，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它在整个中国考古发现当中的位置？怎么看它在中国南方的考古发现中的位置？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比如三星堆是外星人留下来的，是从西亚传来的，等等，但我们还是要从科学的、客观的、真实的角度去进入，要靠材料来说话。
李岩说，从全国的范围来说，在这个时间段里的发现，无论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是文明起源研究当中，三星堆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1、2号祭祀坑发现以后，考古学界逐渐觉得应该从“聚落”的角度，考虑一下三星堆作为“都邑”的问题。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这里不可能就只有那么孤零零的两个“坑”，何况它又那么的出人意表。所以考古人员的主要工作，后来就放到了这两个“坑”周边的勘查和研究，把城址、城墙给找出来了。后来大家发现在和三星堆有关的一些遗迹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祭祀坑，当然东西没有三星堆的两个坑这么好，这么多。但这说明这是古蜀文化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并不是三星堆古城里独有的。
“考古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以今证古法’”，李岩说，我们今天能看到，在故宫两边，分别是曾经的太庙和社稷坛，而在广东龙川佗城，我们又能看到成条街的祠堂类建筑。这说明古代从事祭祀活动也好，或者其他的社会活动也好，都城有都城的规模和质量，其他地方有其他地方的规模和做法。所以在三星堆古城基本弄得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大家发现，首先是城市规模不小，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居住区。基于我们对“古城聚落”，对“功能分区”的认识，考古人员们推断，1、2号祭祀坑可能处于城里祭祀坑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那周边也许还有其他的祭祀坑。果然经过在附近的勘查，发现了3-8号祭祀坑。
“在科学的方法指引下，什么时间发现这些新的祭祀坑是偶然的，但发现它们，应该说是必然的”，李岩强调，要理解三星堆考古，要先从理解考古人员所采用的方法入手，不能仅从几个“坑”着眼，也不能仅仅盯着那些“抓眼球”的出土文物，而要知晓它是一个包括大量、多类型遗迹和丰富多彩的可移动文物在内的“整体”，是“聚落考古”的典型体现。这样才能充分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助力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与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相比，此次三星堆发掘的“出圈”程度可说空前。而对六个“祭祀坑”的逐步呈现，更被网友戏称为史上大型“拆盲盒”现场。特别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借用了这一热度极高的意象，报道团队配备大型技术装备，对此次考古发掘进行了全媒体多维度报道，上千万网友蹲直播、搜新闻、“云考古”，直播中“弹幕横飞”“脑洞大开”，把这几个几千年前的“盲盒”玩得风生水起。央视新闻相关话题阅读量破亿，多个相关话题连续多日冲上热搜；3月20日到23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三星堆新发现》直播特别节目带观众见证了三星堆“上新”全过程，央视新闻融媒体直播《直击三星堆上新 见证世纪考古新发现》同步上线。
公众的热情建立在专业人士的精准、科学探索的基础上。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对媒体的介绍，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与1986年发掘的2座“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平方米~19平方米之间。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
根据国家文物局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信息，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遗址。遗址最早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1934年原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Graham）第一次进行了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曾多次组织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祭祀坑”和窑址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并陆续发现了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不断明确。遗址的城墙体系、居住区、作坊点、墓葬群以及祭祀坑等，规模庞大、布局严谨、功能清晰，表明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记者了解到，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并将三星堆遗址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体系，进一步认识巴蜀文明内在特质和联系，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文明化进程。
李岩说，此次发现的六个坑，互相之间还有一些“打破”关系，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一件事，它们哪个是最先的？哪个是最后的？这为我们研究遗址的时间序列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此外，它们的埋藏器物、埋藏方式、材质、质量、数量、规格等，是不是和前面两个坑有区别？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发表，我们也充满期待。
防护服和现场应急实验室值得称道
据三星堆发掘团队之前对媒体发布的信息，此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特别是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了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也指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具有引领、示范作用，为下一步科学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岩认为，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新”，一体现在思想方面。
“你有思路的更新，才有明确的目标；有明确的目标，才知道招呼什么科技手段”，李岩说，“实际它是需求引领的。”这个需求，建立在过往经验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聚落考古”这个新概念，在中国考古中大力的应用和实践，大家不可能想到去从“功能分区”这样的角度入手。
二是基于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在此次发掘中大家重点考虑了两个方面：一，出土文物是易损毁的，那你要用到什么目前比较成熟的科技手段？二，你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尽量完整地、客观地提取考古发掘中所蕴含的古代历史信息？提取信息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发掘中搞了桁架，防止对文物的破坏。这个并不是三星堆的首创，在我们的南海一号发掘中就有应用，但三星堆的更现代化一点。第二方面呢，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考古人员们穿的防护服，主要是为了避免人身上掉下去的东西对标本的污染，包括头发、皮屑、微生物等等；另外呢，他们对所有的填土都进行了取样，搭了封闭式的大棚，尽可能地避免外部环境对考古现场的干扰。其中的成果已经体现出来，比如对于祭祀坑中的丝绸的提取和分析。相信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发现会披露出来。
李岩说，此次发掘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考古人员在田野工作的现场，设置了应急实验室，“因为有些东西你马上就要处理，所以这些家伙什你得摆到现场去”，以满足现场最急迫的需求。实际上南海一号当时的经验之一，也是文保工作的前置，设备、人员都到一线去。这个非常重要。
李岩说，此次三星堆发掘中用到的科技手段，应该说都是比较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但考古人员对它们进行了重新的整合，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实际上对于这样重要的发现，直接上太新的技术，风险还是比较大，“如果我是领队，我也不主张”。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图：李岩提供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维宣 卜松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谢育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