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立遗嘱,是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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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姚远

年轻人开始立遗嘱了。


3月21日,中华遗嘱库发布了《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0年度)》。


报告显示,遗嘱人的平均年龄逐年下降,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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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7-2020年中青年立遗嘱人群年龄段变化趋势(来源:《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0年度)》)


截至去年年底,共有503位“80后”,533位“90后”在中华遗嘱库留存下自己对世界最后的叮嘱,最年轻的遗嘱人仅17周岁。


去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2至4月间,中华遗嘱库的咨询量急速上涨,最高峰,一天有400人次来咨询办理事宜,其中21%是医护工作者。


与此同时,“微信遗嘱”也受到欢迎。中华遗嘱库微信小程序一天收到上千份“微信遗嘱”。这些文字,66.1%来自30岁以下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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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微信遗嘱”保管月份数据(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他们分配财产,向爱人表白,为家人祈福,总结已经走过的人生,规划自己余下的生命。


年轻人通过写遗嘱,来复盘自己,审视内心,认识生死。


把自己留在世界上


晚上11点,朱雅妍近乎崩溃地关闭了代码界面。2020年3月6日,距离她毕业论文终稿的截止日期还有10天。


她的论文题目是《基于新浪微博短文本分类的用户抑郁状况预警研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筛选微博用户“走饭”评论区中有自杀倾向的评论,朱雅妍花了整整三周,共标记了1.4万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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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博主“走饭”自杀前的最后一条微博


思路陷入瓶颈,她打开EXCEL表格,重新翻看着那些被标记的留言。


“好想吐啊,把悲伤呕出来。”


“有时候觉得自己时钟的秒针生了锈,每走一秒都比其他时钟的时间久。”


朱雅妍想起不久前看的一则视频:武汉封城后,空荡荡的二环高速路上,一头猪以疯狂的速度向前奔跑。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幕。疫情期间,朱雅妍天天刷微博刷到凌晨3、4点,那些画面,呼喊和送别,几近将她淹没。


无论是自己选择走上绝路,还是天降横祸,死亡竟如此近在咫尺。在思考自杀预警,关注疫情形势的同时,朱雅妍忍不住想:如果有一天我匆匆离开,可以给世界留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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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微信遗嘱”小程序上的留言(来源:央广网)


她决定写一份遗嘱。立即行动,她拿出一张纸,听着歌曲《Let it be》,花了约10分钟,写下自己最后的嘱托。


第一,分配自己2万元的存款。第二,希望父母帮忙收好自己从小到大收藏的小物件。小学时的日记本,小学好朋友写的道歉信,高考前父母写的信,一条初恋男友送的手链和他的日记本,还有一套典藏版的《灌篮高手》漫画。朱雅妍相信,“人是由回忆构成的,人是靠回忆活着的”。这些承载着她回忆的小物件,将成为她存在过的证明。


第三条,自愿捐献还有用的器官。最后,朱雅妍给父母和好朋友留了一段话,很开心和他们成为亲人朋友,希望在自己离开以后,他们也可以好好生活。


她把这张纸收在书桌的第一个抽屉里,和其他重要物品放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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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一女生立遗嘱,将遗产留给朋友(来源:网易新闻)


在疫情期间写下遗嘱的年轻人不止她一个。21岁的李珊,于3月22日在网站上完成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李珊在新加坡念心理学专业,去年1月22日,她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带着购买的200个口罩和半个箱子的消毒产品,分送给家人和朋友。在家隔离期间,她看了许多医疗纪录片,一方面,希望了解奋战在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艰辛,一方面,她想更真切地认识死亡。


疫情让她第一次认真地思考生死。越是危难时期,李珊内心越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


她的遗嘱写作更像是记日记,李珊会在被她当作遗嘱的本子,随时记录自己的想法。除了财产,她还想把“自己”留在遗嘱里,再通过遗嘱,把自己留在世界上。


未知死 焉知生


林有新25岁,是一名实习律师。工作时,他常接触与遗产继承有关的事务,绝大多数委托人选择立一份遗嘱,都是出于定纷止争的目的。林有新常遇见子女争财产的状况,觉得“特没意思”。


林有新决定自己写一份遗嘱。一个加班至深夜的周日,他突然觉得烦躁,于是把所有工作推到一边,打开一个空白文档,花了约20分钟,敲下110个字。


财产分配、遗体捐献,存款捐赠,以及最重要的,林有新希望继承人协助删除清空自己所有的网络社交账号。


和朱雅妍、李珊的想法不同,他不想在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想“走得彻底一点儿”。“并不想让后来的人通过我扮演的人设,来对一个死人盖棺定论。”他说。


写完后,林有新觉得自己从无边的枷锁里挣脱了出来。此时,已近凌晨,他关上电脑,从律所回家。


他真诚建议朋友们都坐下来写一写遗嘱,“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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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青年立遗嘱的理由(来源:《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0年度)》)


遗嘱可以把自己整理清楚,两个层面:一是梳理自己的资产和债务,这对认清自己所处的阶层很有帮助;二是梳理自己的情绪,“不配写进遗嘱的人和事都不是事”。


写完遗嘱,林有新明白了自己真正在意,真正留恋的人是谁,他应该去在乎这些人的感受。“而不是其他对我产生负面影响的人,”他说。


林有新把遗嘱打印出来,和业务文件一起,放进办公室柜子的第二层抽屉里。他决定随时更新这份遗嘱,因为没有什么是一定不变的,不管是他的财产状况、想法还是遗嘱所涉及的人。


朱雅妍在写好遗嘱后的那个晚上,也曾有“短暂的错觉”,觉得自己活明白了,变豁达了。之后的几天,她有意识地珍惜时间,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日子。不过,随着生活的烦恼接踵而至,她又被逐渐磨平。


朱雅妍意识到自己的变化,于是,决心每年更新遗嘱。一是视情况重新分配资产,二是以此来定期提醒自己,要珍惜时间,好好生活。


死亡,人生课题终局


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新冠疫情是他们死亡教育的第一课。


至少对李珊来说如此。非常幸运地,她从没经历过至亲和朋友的去世,对死亡最具象化的记忆还停留在儿时对“丧事”的理解——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吃流水席。


是疫情让李珊第一次意识到“生死攸关的紧迫感”,第一次认真思考,要如何面对自己生命的终局。


上一个春天,朱雅妍不仅感同身受着武汉病患的苦痛,还经历了一位同龄朋友的亡故。3月,她同专业的一位学长因摩托车事故去世。不久前,这位学长在朋友圈晒出考研初试成绩,北京大学研究生上线。朱雅妍和同学们纷纷祝贺他前途光明。


复试还没参加,人就没了。一位大好青年如此殒没,朱雅妍觉得难以接受。她深刻体悟到:“活着全凭运气,死亡并不会以你希望的时间和方式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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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网友对25岁姑娘生日当天立遗嘱的看法


林有新同样悲痛于同龄人的故去。他曾经历3位至亲的病逝,但因为年纪太小,抑或是亲人们年事已高,属于“喜丧”,并未引起过他对死亡的正视。


他刷到B站up主“路旁的叶修”自杀身亡的讯息后,被深深震撼。


林有新从2015年开始关注叶修,一直觉得叶修是他一个素未谋面的好朋友。他的离开,让林有新开始设想自己的生命会如何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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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路旁的叶修”自杀身亡的讯息在微博公布


他不希望自己在临终前饱受病痛折磨,最理想的姿态是去偏远地区法律援助时因公殉职。


“挺浪漫,也挺美的。”他觉得。


死亡,是所有人必须独自面对的人生课题。遗憾的是,中国人对“死”讳莫如深,少有正面和直接的探讨。


人们不喜欢数字“4”,因为和“死”同音。不少地产开发商将住宅楼的4层架空,避免被忌讳的数字出现在门派号里,更好卖房。


传统观念对死亡的如此遮蔽,让部分年轻人对死亡的认知仅仅来源于电子游戏和影视作品,以至于形成畸形的生死观,酿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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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ele》剧照


2018年,一位13岁的少年于深夜坠楼身亡。警方查明,跳楼前十分钟,男孩正在玩吃鸡手游。家长把这场意外怪罪在游戏上,“(游戏)里面就是叫小孩跳楼,没关系的,出点血人又会活过来。”


游戏成瘾是一方面,这场悲剧,也暴露了学校和家庭中死亡教育的缺失。


作为一门课程,死亡教育在校园里的普及,才刚刚起步。2000年,广州大学胡宜安教授开办大陆第一门死亡教育课,《生死学》。2018年,它入选了教育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教学内容包括,生死的定义与本质,个体生死(疾病、灾难与衰老等),死亡心理(死亡恐惧、畏死体验、涉死体验及临终心理),社会生死(战争、贫穷、死刑与堕胎),死亡优化(安乐死、临终关怀,脑死亡)等。


期间,除了会邀请医疗、殡葬从业者分享经历以外,写遗嘱,写墓志铭,都是胡宜安重要的教学方法。尽管,这曾让他深陷争议:有位学生的母亲坚决反对孩子提前写遗嘱,觉得不吉利。胡宜安试图让学生劝服母亲,但没有成功。


“(写遗嘱)是一种内在体验,这个过程中对自我检省,需要先过自己这一关。”胡宜安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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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立遗嘱的大一女生小红说:“立遗嘱是人生的新起点,以后会更加认真活着”(来源:快看视频)


林有新也想得很明白,“遗嘱并不是一个人行将就木或者选择自杀之前才能够去写的,它仅仅是一张纸,一张梳理自己人身、财产关系的纸。”


他会时时更新,因为在《民法典》实施后,遗嘱效力以最后一份为准。


“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他说。


作者 |  姚   远

编辑 |  闰   然

排版 |  张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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