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0日，某教育辅导机构主办“中高考冲刺”的主题活动邀请了几位文界名人，为冲刺中高考孩子提供技巧和建议，其中包括颇负盛名的作家余华，及近期因参加综艺节目《奇葩说》而出圈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

作家、学者，都是大家印象里严肃文化界领域的德高望重者，他们现身一场教育辅导机构的活动，必然吸引公众目光。

当然，不乏一些支持声音认为，余华这样的文学大咖走进校园，至少可以为应试教育注入一些新鲜血液。

但更多舆论热议，纷纷声讨严肃作家、学者参与商业活动的荒唐与功利性：

“余华教人写作文，就好比张艺谋教你拍抖音。”

“应试作文跟写作完全是两个领域，余华真的能讲好中小学作文吗？”

人们眼中本应该禁闭在书房里与文字孤战的作家，本该站在讲台上不苟言笑的教授，走到了商业教育机构搭建起来的演讲台上，似乎就等同于向利欲世俗低头，神仙下凡，一地鸡毛。

某位自媒体人还发了一条微博，配上余华演讲照片，悲愤高呼：文学已死！

这条微博获赞上万，抽象概念的“死亡”太好用了，一开口就能体现出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深切关心。“XX已死”的铿锵口号，也一下子攫住了部分人心头满溢而又表达不出来的愤懑。

类似由严肃文化、文学界人参加商业性质的活动引发的个体反感，近期以来并不罕见，比如上个月，许知远参加《吐槽大会》被质疑知识分子的衰落，刘擎露面《奇葩说》，则被骂“教授已死”。

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搞象征，喊“生死”，本身就是成本最低、最易博眼球的说话方式。

“文学已死”这个说法本身也离谱。首先，余华不能代表文学，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文学，甚至连莎士比亚也不能，他仅能被称作文学史上的集大成者、全球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文学是一条长河，先驱后继者们滚滚涌动，或转瞬即逝，或长眠积底，虽然日下式微，但总会让人期待后继有能人。

别的先不说，至少，为了避免培养出更多不会好好说话、沉迷营造概念的写作者，基础教育阶段的作文培训，的确很重要。

余华这不足15分钟的演讲主题，紧扣“如何写好高考作文”。

反对声浪中有一句奚落味十足的质疑：让曾经的高考落榜生来教作文，能行吗？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年，余华名落孙山，他对再战没有执念，转头去当了乡镇小牙医。

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在一所充满“精英教育”味道的培训机构演讲台上，拿着早已写好的演讲稿，一字一字地传授“经验”：“多准备好的句子和细节，这是通用的。”

这就像一直以来学校老师对学生耳提面命的“多用好词好句”，无甚新意，但也不错。

其他建议也七平八稳：“多准备一些好的细节”“细节可以出现两次”“语文老师看作文的速度极快，写作要根据阅卷老师习惯来，写出亮点”“考生准备考试素材，最好以自我为中心，不管作文题目如何变化，我巍然不动”。

紧扣题目、迎合阅卷人出题目的、积累素材，这些老生常谈的硬技巧，还是我们当年熟悉那一套，八九不离十。

那么，既然学校老师都讲过无数次了，凭什么要听你一个高考落榜的作家来重复废话？

目前，我国高考作文大多以议论文为主要形式，评判要求，也不在于具有多么深刻的哲思内涵和审美价值，而是在于在有限字数里切题且逻辑清晰流畅。

在我十年前的中学时代，为了写好应试作文，老师要求记背好词好句和成语，熟悉一套好看的、标准的而不是独特的话语，甚至还要专门练习三段式写作，把每一段的字数都严格控制在“约定”范围内，才能同时保证阐述完整，又将文章控制在合适范围内。

当然，对多数中学生而言，想要精准、别具一格地表达自我思想与感受，的确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

但在当时，机械、僵硬的训练模式实在让我不堪其扰，我并不是一个怠学的学生，但一张语文试卷翻到背面，却每每让我倍感焦虑，如临大敌，如坐针毡，提笔难下。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会沉迷于前人们传下来的旷世佳作，会讶异于文学家们对世界的精确感知与拿捏。真正的文学佳作从古籍戏曲到世界典著，从西方的托尔斯泰到我国现代巨匠沈从文、汪曾祺等，都给予了当年的我们对文学之美以一定启迪。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已经在文学领域做出一番成就的先辈出来，明确告诉我：好词好句的积累是有必要的，要想写好文章，技巧性的训练是必要的。

那么，或许我会对自认为僵硬死板的应试作文少些抵触。

的确，文学不同于作文，更不等于中学语文，文学家与语文学霸，也没有直接关联。

但某种程度上，相对于其他学科，语文不仅是工具，它本身还是一种艺术，更需要一份审美的悟性。

就像电影《死亡诗社》里的那句：“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话说回来，余华高考落榜虽是事实，但他曾作为《钱江晚报》新少年作文大赛连续三届总评委，也是事实。

他未必懂得如何写好一篇中学应试作文，但在阅览大量中学生习作后，至少会对学校作文有了一定自己的见解，将这种见解融入自己多年打磨、积淀的语言文字素养里，提炼出一些新鲜的启迪，输送给还未脱离应试作文里扎的学子，也是大有裨益的。

1995年隆冬，余华正把自己关在北京住所埋头苦写《许三观卖血记》，家里刚装上了第一部电话，但几乎没有人给他打，偶尔与几个朋友通话，其中包括同时期正在山东高密写《丰乳肥臀》的莫言。

那时候的生活很安静，远没有现在这个年代这般浮躁、冗杂。

四年前， 余华在四年前的清华大学演讲里分享这段经历，他为过去三年没有推出新作而抱疚，感慨道：“现在的生活比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丰富多了，事情也多，诱惑也多。”每天都要跑来跑去，没有时间写作了。

紊乱、密集的当代生活，资讯爆炸，流量滚动，人人都在被压榨成分秒的城市生活追赶或被推赶。某种程度上，即便要说“文学已死”，也应该从专职文学作家们的生活状态出发考虑，而不是逮住一次商业活动就加以批驳，而惘顾演讲的内容本质。

而在这次的教育机构演讲台，余华也曾当众直言不讳，自己是来赚钱的：“我站在这个地方，是来为精锐高端站台，这是肯定的，不用掩饰这一点。”

作家想赚钱，罪莫大焉？

如今我们说作家、知识分子，基本可以被概括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即古时候的士大夫，对这一类人，人们历来抱有高于常人的道德要求，要有“风骨”，不屑与世俗为伍。

时至如今，大部分作家的确“清贫”。这里指的是网文作家、影视编剧以外的，靠传统写作吃饭的那群人。近几十年来，所谓严肃文学的市场越来越萎缩，泛滥成灾的网文作家群体也纷纷盯紧利润庞大的影视改编，否则就没饭吃。

早在2012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创始人吴怀尧就曾在采访中表示，绝大多数作家收入比不上公司白领：“中国作家群体的贫富差距令人震惊，现在有的作家一年收入远超1000万元，而有的作家辛苦一年挣不到10万元，还有作家全部存款不足5万元。”

靠《三体》出名的刘慈欣也曾在采访中自曝，除了《三体》，他的其他作品是根本养活不了自己的。

包括余华、莫言等如今被冠以“当代作家”的这批人，在几十年前初成名的时候，创作条件也大多艰苦，如果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奔着赚钱去写作，那就会出现许多个郭敬明、冯唐，而不会出现一个莫言。

苦过的人，在拥有赚钱的机会和能力后，为什么不呢？

贾平凹算是上一代传统作家参加商业活动的一大代表，他不仅投资公司，还卖高价字画，力捧女儿贾浅浅，除了贾浅浅的诗前段时间遭致了文学界的一些批评，其他领域，贾平凹都可谓做得相当成功。

退一步说，所谓对“商业”“盈利”与“公益”的界定，其实也是表层下看不见的潜流。去年夏天，我在深圳书城举办的“读书月”参加作家严歌苓的讲座，三十分钟的分享结束后，为了找她签名，上百位听众临时买了她的不少纸质书籍。

这难道不是一种商业利润？难道不是一种“从中得利”吗？

滑稽一句，“读书人的事，能叫卖吗？”

说到底，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如能真正变现，传递给更多人，对整个社会文化界，无疑是件好事。

一场演讲，也并不能抹掉余华、刘擎身为作家及学者的原本身份，十几分钟的“商业站台”，也并不代表从此他们会走上全明星道路，参加商演、拿代言。

因此，相比起对“为五斗米折腰”的盲目声讨，更应该看到的，是这背后正在畸变的文化生态。

与七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纸质出版衰落、作家生存愈加困难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严肃文学遇冷已成事实，泛娱乐消费的时代潮流，也愈加膨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受传统认可的作家或学者站出来发表观点，似乎的确有哪里显得违和。

新的媒体语境、泛滥成灾的网络文学，的确一定程度挤压了原本的文学艺术生存空间。稍有阅读量的网文作品就有机会被影视资本看到，继而批量生产“IP”，纷纷投掷到已经审美疲劳的耽美、玄幻荧幕里，把国产剧影视市场搅得鱼龙混杂。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的遇冷，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静下来读完一本书，是恶性竞争泛化，文学、艺术皆可为商业所用，是人们将这些“无用之物”束之高阁，却排斥那些主动走下“凡间”，倾心相授毕生所得的诚恳的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跌宕变动的媒介革命时代，近年来，互联网、影视等新传播介质的发展，都让大众看到了更多表达的可能性，这种“表达”理应是开放的、包容的。

文学的表达，也不再局限于作家和诗人，网络文学、新媒体等载体，都为广义的文学血液注入了新鲜元素。

换个角度，文学本身是一种抽象意义的成分，当它不停留于某种单一介质的趋弱，而是以更多形态介入大众文化，何不乐哉？

而那些原本被认为安居象牙塔的文人学者，走到被市场选择的聚光灯下，引发不同个体的多元思考，又何不乐哉？

去年的罗翔、项飙等学者，露面B站、综艺，造成的效果并不是媚俗，而是向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年轻人传递了更多新知，同时保持了自己作为严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因此，与其对着某教育机构或商业平台叫嚣，与其哀嚎“文学已死”，不如身体力行地，去挑选一本心仪的书籍，用自己的阅读与思考，去验证文学是否已“死”。

    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孙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