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今年将提交《关于公安机关设置反家暴工作专项统计的提案》，提案建议公安部门贯彻落实反家暴法的相关规定，在110报警系统中将“家庭暴力”单独列项，作为专项统计指标，做好涉家暴案件的信息登记，从而督促基层执法人员规范性执法。

反家庭暴力法已满5周岁，恶性家暴事件仍然不时映入公众眼帘，说明反家暴任重而道远。家暴现象禁而不绝，原因错综复杂，有传统观念、社会因素，也有家庭情况、个人原因。落在法治层面，有执法问题，也有司法困境。全国妇联提到的“拉姆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20年6月，到拉姆出事的2020年9月，3个多月时间里，拉姆家人多次报警，民警都当作是家务事处理。假如，当地民警更加重视，警告乃至处罚家暴的施暴者，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在执法层面补短板，有利于抓早抓小，封堵家暴“蚁穴”。正如全国妇联建议，在110报警系统中将“家庭暴力”单独列项，把家暴警情处置及告诫情况进行专项统计，有利于公安机构对社会家暴情况做出有效评估，有利于提高民警对家暴案件严重性的认识，从而更加重视反家暴工作。对于一些家暴来说，警方重视与否、得力与否，对于家暴的走向至关重要。

厚植反家暴的法治土壤，还要从司法层面强弱项。一些人在遭遇严重家暴、走投无路之后，准备走司法程序，但发现这条路充满荆棘，并不好走。由于报警之后，公安机关往往将家暴当作“家务事”而不予处理，很多被害人在报警后被“劝退”而得不到证据固定和救济，官司无法打。就算有证据，官司也不好打，因为家暴受害人往往也是较为弱势的一方，打一场官司要过五关斩六将，难于登天。

其实，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都差不多。为此，不少国家着力在司法体制上破解。比如挪威，就对配偶、儿童或其他亲密关系者的暴力侵害案件实行“无条件司法干预”的公诉原则——警察和公诉机关在没有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向施暴者提起诉讼。此项改革，改善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受害人由原来的控诉一方，变成了案件的证人。同时，也使对施暴者的刑事处罚更为容易。

很多人一直在努力，想让全社会明白一个道理：家暴不是家事，而是社会性事件，应纳入法治视野。而要形成这种共识，并把共识转化为共治，需要全社会通力合作，只有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努力还不够。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练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