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掩藏不住：咳嗽、贫穷和爱。”
今天单说贫穷。
贫穷是什么呢？一般理解是，一个人所能获取的物质条件，只能支持一种匮乏、粗陋的生存状态。
而我想说，贫穷，是一种道德缺陷。
后面这个判断可能会激起你的道义愤怒，但不要着急。
贫穷，就是一种道德缺陷，至少在社会意义上是。否则人们何以因为贫穷而自卑？否则舆论何以总是谴责穷人？
《你为什么这么穷？》，搜索一下，你会找到很多同题作文。这些文章会告诉你，你这么穷，是因为你懒惰、吝啬、不修边幅、鼠目寸光、贪小便宜、不动脑子、不肯学习、害怕变化、犹豫不决……基本上都是负面的陈述。
一句话：你贫穷，是因为你活该。
什么也没有解释，是文字垃圾的典型特征。垃圾有害，在于其背后隐藏着的预设立场：“你贫穷你活该”，而他富裕是因为他值得。你看他，大方、优雅、得体、西装革履、视野高阔、努力学习、勇于求变、当机立断……
他们对贫穷和富裕的归因，使用的都是一堆现象，多数阅读者无法发现里面的基本逻辑错误：因果倒置。
他们不管这个，坚持不懈地絮叨着：穷与富，原因在于个人心理禀赋，穷者消极，而富者积极。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假药贩子张长林的台词引发共鸣这其实就是宽泛意义上的道德批评。
道德决定很多。
比如，道德决定谁应该做奴隶——黑人为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祖先在圣经中是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
比如，道德决定谁应该做主人——肤色越浅，一般来说就表明离动物越远，道德上越是高级。
比如，道德决定殖民合理——因为对方文化落后，野蛮粗鄙，殖民就是播撒文明。
这些说辞，我们都很熟悉，也不认同。然而，它们并没有远离我们的生活和心灵，而是深深嵌入其中。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发现，总是时不时就有人出来告诉大家，贫穷是一种道德缺陷。
我想说，这不是真理，但却是一种需要。
一个人，如果有道德缺陷，人们就会不愿意跟他待在一起。比如习惯于小偷小摸的人，我们会和他保持距离。
这是生活经验，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接下来的心理过程：小偷小摸的人，一般是什么人？穷人。还有无数同类现象：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肮脏邋遢、言语粗鄙、斤斤计较……我们要远离这些人。经验告诉我们他们主要是穷人，所以我们要远离穷人。
你的道义本能可能又让你感到不适了，但不要紧，真理从来都是残酷的。
现代社会，主要特征就是机会平等、选择自由、私产神圣，因此，人们才可以去奋斗，并且可以在这些价值的保障下固定奋斗成果。
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实现梦想。但用这样缺少情境、凌空蹈虚的方式回答问题没有意义。把它具象化到多数人，具有共性的答案是这样的：买房、买车、把孩子送进更好的学校。
影视剧《小欢喜》，展现了真实的升学难题当我们通过奋斗，买了房子，你就不再居住在公租房、出租屋、城中村，而是进入一个现代小区，有围墙，有门禁，其他人很难进入。
你感到更安全了。
当我们通过奋斗，买了汽车，你就不再坐公交、挤地铁、骑电动车或者共享单车，而是进入了一个可移动的隔离空间。你可以在深夜，坦然地穿过一段黑灯瞎火的道路，而这是步行或者骑行者感到毛骨悚然的。
你感到更加安全了。
当我们通过奋斗，把孩子送入了由同样或者更高经济承受能力的家庭的孩子构成的高价、高质学校，你就更少担心孩子被老师或他人欺负，被不负责任地对待。
同样地，你也感到更加安全了。
还有更多，坐头等舱、商务座，走VIP通道，你也会感到更加安全了。
这些目标实现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远离了穷人。
《三十而已》中，顾佳的感慨房地产是一个阶层过滤器，它把学理上抽象的“阶层结构”，转化为肉眼可见的空间分布形态。它不断从原本混合同一的社会中把一些人筛选出来，安置进相应的围墙之内。以单位价格为标准，就可以绘制出一个金字塔。奋斗，就是从一大堆人里爬出来，爬进一个多数人无法进入的空间。
奋斗不是出于道德动机，但最后都体现为一种道德后果：安全感，来自于与穷人的空间隔离。
一个陌生人，让你感到不安全，是因为你在道德上对他不信任。
所以说，贫穷是一种道德缺陷。
社会规则由强者制定，由弱者执行。
强者当然也会顺从，只不过，规则本来就是对他们原有价值观和行为特征的忠实描述，所以他们一般情况下都“从心所欲不逾矩”。
比如我所亲历的，咖啡馆门口贴着：“衣冠不整者恕不接待。”
谁才会衣冠不整呢？
又比如新闻报道的，有农民工坐地铁，明明有座位却因为身上太脏而不敢坐，蹲在地上，报道者因此“向他致敬”。
是谁告诉他不坐是“对”的呢？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街头摆卖、流动经营……都会被驱赶，因为这些行为有悖于规则。
但凡通行的规则，在被重新审视之前——例如收容遣送制度——都被默认为符合道德共识。结果就是，规则对于强者没有成本，而对于弱者成本巨大。
有些人要活下去，只有少数几种可行的方式，但这些方式可能都被目为不道德，至少不符合道德所认可的规则。在周浩的纪录片《差馆》里，一位在火车站卖烤饼的中年男子被抓了，问他为什么明知不能卖还要卖，他指着肚子说：“这里要吃东西嘛，小孩要吃东西嘛。”
纪录片《差馆》许多的习以为常，其实非常荒唐。荒唐的产生，就是因为道德规则总会无意识地贬低和谴责贫穷，并且贫者、富者都内化了这些规则，都认为理当如此。
我生活在一座著名的工业城市，前些日子第一次坐地铁，出来之后很感慨地对身边的朋友说：“现在公共交通上很少见到那些拎着蛇皮袋、塑料桶的蓬头垢面的农民工了。”
朋友说：的确，以前是这些人占主体，今天几乎没有见到，似乎人都全部变时尚了。
那天是周末，工人们并没有被关在工厂。我没有数据来解释这个印象，但有两个推测：一是机器臂的应用削减了工人数量，二是今天的新一代工人更有条件通过成本低廉的方式（比如淘宝）来掩藏自己的身份——这一点很重要。
十几年前，在我和这座城市亲密互动的时候，人们可以一眼就看出谁是工人，或者其他底层劳动者，然后就会采取相应的态度。
查暂住证的治安员会大声呵斥，甚至动手打人；任何场所的保安都会像防贼一样地防着他们；现在已经绝迹的出租摩托车司机，依靠他们为生却对他们深深鄙视。
在工厂，一个闭合的小型等级结构里，搜身、测谎、强制加班、克扣工资、随意开除，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受到损害丧失权利，受了工伤断了手指，干完活拿不到工资，一般也得不到有效的行政支持和法律救济。
那时的我经常被一个问题困扰：为什么？
这些人是穷人，但都是一个个独立谋生的人，他们并没有给其他人带来额外的负累，反而带来了机会，但为什么整个社会环境都要贬低他们？
很快就想明白了，这是一种需要。
人们如果在深夜面对内心，一定知道歧视和苛待工人是不对的，但天一亮，该扮演什么角色，就拿捏什么腔调。
那时，这个社会的主要红利来自于人，它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贬低人的价值，这样那些“关键要素”才可以从价值分配里分到更多。
只拥有劳动的人，价值必须被贬低，否则他们就会要求与劳动的实际价值对等的回报，而这就意味着社会合作无法实现。
社会合作的实现，有强制的和共赢的两种。
修金字塔，筑长城，这是强制的合作，而做生意，或者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是共赢的合作。强制合作不用多说，大部分人是绝对受损的。
而共赢的合作，真正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有人相对受损，并且接受它。这可能又和你熟知的常识相违背，但没有关系，继续来看。
双方或多方合作中，总有其中某一方或几方，对合作的需求更迫切，这会削弱他们争取对等回报的能力（议价能力）。比如，劳动者除了劳动一无所有，而他们需要马上把劳动兑换成明天的食物。
纪录片《美国工厂》里，中国管理者提出的管理理念：周六上班又比如，全球化时代的产业链合作，资本总能找到最低廉的生产成本，低廉的程度，其实就是对相对受损的接受度。尽管合作是自愿的，各方均有增益的，但总有人更迫切，因而无力争取更多。
合作的难易，实施的效率，与相对受损一方的退让程度息息相关。想要“大干快上”，就必须有人“高风亮节”。
在正常的共赢合作中，穷人更容易相对受损，因为他们更没有条件消耗下去，更容易满足，小的增益对他们而言效用更大，而且心理上的委屈更容易消化——或者说，他们开心与否，对社会而言相对次要。
电影《心花路放》受损，是一种随机惩罚，对应的“罪”，就是穷。
因此，“穷有原罪”，总要在社会运转中承担代价。清谈的时候，人们否认它，事到临头，穷就是过错。
比如，2017年，某个城市里穷人聚居的村子发生了火灾，烧死了19个人，接下来的措施就是在天寒地冻的夜晚拆掉更多穷人居住的地方，而不管那些男女老少以及婴儿，站在冬夜的寒风中瑟瑟发抖。
又比如，大约10年前，还是我所在的这座城市，金融风暴让人们认识到自身在产业链条里的相对受损地位，迫切希望产业结构“高端化”。于是决策者掩耳盗铃，归罪于穷人，做了一个决定，先通过提高租金进行“人口结构调整”，减少“低端人口”。
此类做法千变万化，但都有一个同样的结果：拿走可怜的一点机会，让穷人变得更穷。
“富人间较容易联合而穷人较难联合……富人们通过不正当的联合常常可以延长穷人受苦的时间，可是任何一种可能的社会形态，都不能阻止这种频频发生的使人陷于贫困的行为。”这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的表述。
《中国合伙人》中，主角成冬青凭借奋斗创办新梦想学校，成为CEO
归因于决策者个人，只能进行一种个别的道德审视，对社会运作规律而言则毫无意义。其中一个规律就是，社会需要不断制造穷人，这是合作的需要。
适当数量、适度贫困的阶层的存在，让社会合作更容易展开，因为他们对相对受损的接受度更高。
道德精神，体现在人们对这一规律的价值反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为贬低和鄙视穷人。只有贬低他们，鄙视他们，才能提高他们对相对受损的接受度，从而促成社会合作更顺利地实现。
穷人因何而穷？这是各国社会学家们非常重视的课题，他们从教育、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社群文化、治安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机会公平上给出了认真的解释。
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改善现实，但永不能消除贫穷，因为还有一个直透骨头的残酷答案：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社会需要他们穷。
没有穷人，谁来做饭？谁来彰显富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没有穷人，作为社会发展动力来源的社会流动如何体现？
成功者之所以被目为成功，是因为有那么多人还在穷着。
一部分人贫穷，需要被固定下来。
穷与富，表现为所掌握的货币量。货币体现的是“公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折算为货币单位，价高者得，可以购买，不能硬抢——这是市场道德。
然而道德规则的奥秘正隐藏在其中。现代道德厌恶特权，人们就把特权转换为一种公平的形式——货币，变成“公平的特权”。货币是一种特权，这同样是马尔萨斯的观点，他的表述是“特许权”。
人类社会的生存资源总是不足的，极端情况下是人被邪恶和灾难所消灭——这是“马尔萨斯陷阱”。在不至于如此极端的条件下，这就是一个分配问题，当所有人都需要一种东西的时候，就看谁掌握更大的“特许权”，总有人得不到，他们就是埋单者。
埋单者必须存在。
消灭贫困是全世界的共同难题，之所以难，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贫穷被需要。
当我们把贫穷以一种统计学的方式确定下来以后，贫穷是可能被消灭的——这正是过去以及现在中国在做的事情，而这得益于稀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底层会一直存在，相对贫困无法消除。相对意味着落差，而落差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现，在绝对贫困不断减少的同时，基尼系数却在持续扩大。
现代社会里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们，总有一种由社会发展需要所决定的错觉：社会是自由的，机会是公平的，只要努力，总能改变命运。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主角克里斯·加纳“捍卫梦想”的人生信条还是引用马尔萨斯的话吧：“富人可能会变穷，一些穷人会变富，但终归，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必然会感受到生活困难，这种困难自然会落在最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
穷，在中文里的原始意思，是身居洞穴，被迫弯曲。这个“洞穴”就是所能获得的社会条件，正如前面所说，很多人之所以穷，是社会需要他穷。
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句话后面应该有个括号——对一部分人而言。
过去几年，香港和大陆的主流电视台都针对这一问题，制作了真人秀纪录片——香港的《穷富翁大作战》和大陆的《城市梦想》，立意都是让坚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富人彻彻底底地去体验穷人的角色。
结论都是，努力往往不能改变命运。当一个人必须为了面包、“笼屋”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而不间断地劳动的时候，命运问题早已抛诸云天。
“曾经高高在上，前呼后拥，如今我推着垃圾车，周围的人都像躲魔鬼一样避开我，”这是香港富豪田北辰的感慨。
田北辰在《穷富翁大作战》里的感悟这样的节目非常感性，因而得到广泛共鸣，但无妨于社会运作规律的残酷——它始终需要足够大基数的穷人来摊销成本。摊销成本要让人心甘情愿，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些人觉得自己是“活该”。
什么叫“活该”？就是道德上理当如此。所以说，贫穷是一种道德缺陷。
既然是一种道德缺陷，自然就会遭受贬低和鄙视，穷，在人际意义上实在太可怕。因而，尽管贫穷不可掩藏，但穷人们还是会想方设法去掩藏。
校园贷、套路贷、不良消费贷……让多少人陷于绝境甚至丢失生命，一个重要起因就是，有那么多穷人，想要掩藏自己的贫穷。
何等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