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200年前，在连接中国与东南亚、波斯湾、东北非等地区的“广州通海夷道”上，有一艘不知名的阿拉伯商船满载着中国货物，在归程中不幸沉没了。和这条繁忙但危险的海上航道上许许多多不幸的同伴一样，它在海底无声地度过了漫长的时光。

1998年，这艘沉没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的沉船被发现，继而被打捞上来。由于它位于一块黑色大岩礁附近，因此被命名为“Batu Hitam”，中文译为“黑石号”。

“黑石号”沉船出水了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万多件，是目前在海外发现体量最大、最为精美的一批唐代文物。它们目前绝大多数收藏在新加坡的博物馆中，国内的长沙铜官窑博物馆也存有100多件（套）。在1月26日于南越王宫博物馆开幕的“泛海凌波——9世纪以广府为中心的贸易陶瓷专题展”上，68件“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与广州观众见面，将这艘传奇的沉船的故事又一次讲述。

“黑石号”出水的器物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产的陶瓷器，包括长沙窑、邢窑、越窑、巩义窑、水车窑等著名窑场的产品，有力地证明了当时陶瓷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商品。“黑石号”沉船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实证，它向世人展现了唐代海上贸易的繁华。“黑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中，湖南长沙窑瓷器的数量最多，达到57500余件。其次为广东地区生产的青瓷，有700多件，其中质量上乘的为梅县水车窑产品。此外，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河南巩义窑的白瓷和白釉绿彩瓷、浙江越窑青瓷，以及3件完整的巩义窑青花瓷等。

2017年9月29日，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与德国收藏家签订文物征集协议。11月10日，征集的162件（套）“黑石号”沉船文物全部抵达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长沙铜官窑博物馆馆长瞿伟在“泛海凌波”展开幕现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这次征集，是“黑石号”文物最大规模的一次回归，创下了多个第一。当中占比大半的长沙窑文物，对于研究铜官窑的外销史，研究中国的古代海上贸易极有价值。

对于“黑石号”究竟是从中国哪个港口开出的，之前比较多的学者倾向于扬州。因为扬州在城市考古中，发现了大量长沙窑的遗物，足以证明它是长沙窑瓷器一个重要的外销口岸。

但在开幕式现场，瞿伟，以及南越王宫博物馆馆长全洪、副馆长李灶新等多位专家表示，现在也有不少证据表明，“黑石号”从广州开出的可能性也不小。首先，这20来年的广州城市考古，在全城的多个地点都发现了长沙窑瓷器的遗存，说明当年广州也是这种瓷器的集散地；第二，“黑石号”上发现了不少显然是广东本地窑口出产的器物，比如产地在粤西北郁南、德庆、封开一带的黑陶罐，它们大多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分布也比较分散，应当是船员和乘客的日用之物，那么我们应当可以比较合理地推断，船员和乘客中的许多人与广东关系密切；第三，从地图上看，长沙窑瓷器运到广州和扬州的距离相仿，但如果是开往东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等方向的商船，在广州装货最为便捷，如果去扬州，需要多走许多海路，既无必要，也大大增加了风险；第四，从大量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中，我们也能知道广州在当时是包括各地外销陶瓷器在内的许多大宗货物的主要集散地和外贸口岸之一，有雄厚的产业体系作为支撑。所以近来“黑石号”是从广州开出的说法，也愈加受到各方的重视。

“泛海凌波”展中还展出了许多唐代文物。这个展览由南越王宫博物馆、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广州好普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共展出200余件（套）文物，其中包括 “黑石号”出水文物68件（套）、铜官窑文物47件（套）、广州地区出土或馆藏文物86件（套）。展览以贸易陶瓷为核心，展现9世纪以广府为中心的海上贸易，再现了各地窑口瓷器在广州集散，然后销往海外的壮阔历史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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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卜松竹 王维宣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王维宣 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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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戴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