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于今日
（2021年1月10日）早晨去世，
享年90岁。
据生前友人介绍，
今晨六点左右，女儿发现其过世。
浸淫图书、杂志出版界50年，沈昌文被认为是出版界泰斗、文化界元老、思想经纪人。从上海银楼小学徒到原三联书店总经理、前《读书》杂志的主编，他演绎了一出传奇般的故事。
图：沈昌文
1986年三联书店挂牌恢复时，沈先生成为它的第一任总经理。
沈昌文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亲历者、推动者，是思想解放与思想启蒙的见证人。多年前的郑州全国书市期间，他的第一本口述回忆录的出版，对出版界、知识界、文化界来说，意义重大，成为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
笑谈王蒙吃大闸蟹可谓神速
沈昌文被尊称为沈公，他则自嘲为“不良老年”。他喜欢张罗饭局，邀请学者们下馆子，边吃边“挖思想”。有人形容他孩子气，有人形容他邪气，但无一不被他自然流露的大家之气所折服。
“我经常靠吃饭跟作家交流，这是三联老前辈的传统。”沈昌文说，他后来为联络作家，就组织了读书服务日，每个月喝一次咖啡。沈昌文还讲起王蒙的趣事。“有一天请王蒙吃饭，买了300元钱的大闸蟹，谁知道王蒙5分钟就嚼吃完了，他不是慢慢把肉剔出来吃的。我后来知道，不能请河北人吃大闸蟹，我以后再请他，就把肉剔出来放在盘子中。”沈昌文风趣地说，自己做编辑不易，还要了解作家的饮食习惯。“王蒙就在隔壁，他知道后该说我讲他笑话了。”
沈公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该书详细地记录了他如何从上海银楼里一个初中都没有读完的“小伙计”，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各种机遇，而一步步地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杂志主编，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与出版活动。
多年前的郑州书市期间，本报记者在郑州市上岛咖啡馆对沈老进行了一次印象深刻的专访，现摘录于此，缅怀永远的知道分子：沈昌文。
对话沈昌文：
广州日报记者：您能否给读者谈谈您的身世？
沈昌文：三岁时，父亲去世，我和外婆、母亲以及姐姐一起躲债逃到上海。由于母亲认定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嫁错了上海人，宁波人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从小在上海的宁波圈子里长大。 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外婆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我冒充是一位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亲戚的孩子，从而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我读书时的名字实际上是“王昌文”。十三岁时，我又冒充宁波人，开始了在南洋桥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里的学徒生涯。
无缘三联却入主三联
广州日报记者：您是否与三联书店有着注定的缘分？
沈昌文：其实我和三联根本没有缘分，当初我报考三联，人家根本就不要我，这完全是阴差阳错。
1951年，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校对，我去报名。通过一个文具店的同学，帮我印了一批信纸，并刻了一个图章，写上“上海《学习报》社，兹推荐本报记者沈昌文”。其实所谓上海《学习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许是这一招奏了效，最后我竟然被录取了。几个月后，我被从上海派到北京工作。我捡起了自己半吊子的俄语，不但自学还开始试着翻译苏联著作。
广州日报记者：那您是如何进入三联的呢？
沈昌文：我翻译的那两本书出版了，而且被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王子野看到，他把我调到了身边当秘书。当时的人民出版社下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三块牌子，所以我实际上已经迈进了三联书店的门槛。
出版生涯“卖菜和捡金”
广州日报记者：您觉得您在出版社的那50余年做过的那几件事情对文化出版界有着巨大的意义？
沈昌文：其实我觉得这50年我就做了两件事那就是“卖菜（蔡）和捡金”。
有人说我是“卖蔡”总经理，就是卖蔡志忠的书。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把我的副总经理董秀玉派到香港，做香港三联书店的经理。这样，我们就把蔡志忠漫画垄断了，全部由我们出版，并且将他的版税存到三联书店，用他几百万的版税买了房子，给三联书店做职工宿舍。蔡先生觉得很好，也很支持我们。所以，三联书店内部叫我“卖蔡”的总经理，说我“卖蔡”起家。
“蔡志忠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了解国学的启蒙。
“捡金”就是联系金庸。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时是我联系。金庸是罗孚先生介绍的，他们是好朋友。1989年我到香港，老罗给我郑重介绍，金庸很重视，谈了很多条件。后来等我退下来，董秀玉主持工作的时候，又重新跟金庸提过去的事情。所以，金庸的收入不在我任内，我任内是“卖蔡”。
一生得意两本书
广州日报记者：主持三联书店期间，您觉得做得最得意的是那几本书？
沈昌文：要说我主持三联书店期间做的几本很得意的书，我认为一本是房龙的《宽容》，印了十五万，一本是《情爱论》，印了一百二十万。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吴波
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 吴波
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 吴波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黄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