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二科主任蔡常洁教授

器官移植手术常常被誉为“外科王国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在传递“生命礼物”的惊险过程中，公众的视线往往聚焦在手术台上的医者身上。其实，手术台下，还有一群低调的医务人员在为器官移植的最终成功而披肝沥胆、保驾护航。他们就是移植ICU的医生护士们。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器官移植机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多年来挽救了许多器官衰竭的患者，不断书写器官移植史的“第一”记录。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二科主任蔡常洁教授看来，外科医生扮演着“红花”的关键角色，决定了手术的成败，而ICU的医生护士除了陪伴器官衰竭的移植受者度过术前等待期，为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而争取时间，还要搀扶病人勇闯术后排斥反应关和感染关，就如同衬托红花的簇簇绿叶。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最美的‘绿叶’，为病人重获新生保驾护航。”这位从事ICU工作28年的女医生坦言，只要病人有1％的希望，“我们ICU人就会为之付出100％的努力。”

56床病人去世后，

家属做了一个让医生泪流的举动

凌晨四点，一通电话将蔡常洁惊醒：当天计划进行肝移植的56床病人突然出现烦躁、瞳孔不等大等危险信号，疑似出现脑水肿。

“一定要稳住他！”时隔一年，蔡常洁还记得当时紧张复杂的心情。

这位30多岁的病人是四天前被送入ICU的。当时，他处于三度肝昏迷状态。要拯救他的生命，必须进行肝移植，但与他匹配的肝源尚未出现。

“他这么年轻，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一定要保住他的生命。”蔡常洁和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稳住他的状态，为移植手术争取时间，终于等到合适的肝源的出现。

然而，没想到距离移植手术开始只有四个小时，他却再次陷入生死一线的危境。ICU里，值班的医务人员立即展开紧急抢救。

三个小时过去了，早上七点，蔡常洁与器官移植专家、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教授在ICU里再次评估病人是否已出现脑疝，来决定能否进行移植手术。一旦出现脑疝，即使换肝，患者也不能苏醒，也就不能挽救这个正当壮年的生命。”

肝移植手术最终如常进行，志愿者捐献的肝脏在56床病人的体内重新“上岗”，为他重启生命。

然而，意外还是在术后出现了：送入ICU的病人还是脑水肿严重发生了脑疝，尽管医生护士们竭尽全力地进行抢救，虽然移植肝脏功能逐渐正常，但病人并没有苏醒过来，两周后，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脑死亡。

让蔡常洁非常感动的是，56床病人的家属决定把亲人功能良好的肾脏捐献出来，去救治其他的病人。“从濒死到重生再到死亡，巨大的变故发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般人可能接受不了，但他们对医生一直保持着信任、支持。”蔡常洁说，无论是保命、寻肝，还是换肝乃至最后的抢救，家属看得到医生是如何努力在拯救生命，也用他们的大义之举来回报善意，传递爱心。

蔡常洁在工作中

ICU是医院重病人最多的地方

也是生命重启之地

“我们常说，ICU是医院重病人最多的地方，也是生命重启之地。”蔡常洁说。作为原中山医科大学1986级学生，她亲身见证了ICU在国内的诞生、发展、壮大。

“1992年，我们医院外科ICU刚刚成立，那时不少外科的同行都不知道ICU是什么，以为只有护士。”蔡常洁回忆，ICU最擅长重要的是器官支持，例如患者突然昏迷了，突然血压稳不住、突然没尿了的话，有时寻找病因需要时间，而ICU强大的生命支持系统可以留住生命，为医生寻找病因争取时间，使病人得到救治。

和其他命悬一线的患者相比，肝移植患者带来的挑战更为特别：他们往往正当壮年，移植肝脏后，他们的身体会排斥带来生机的“新伙伴”，排斥反应、感染等随时可能吹灭生命之烛。

“人们常说‘进了ICU，九死一生。’ICU收的都是重病号，许多病人存在多个器官功能不全，死亡率高。”蔡常洁说，正因为如此，每救回一个生命，ICU人就会特别有成就感。每当有病人不幸离世，医生都会分析死因，“如果是因为我们观察不仔细、没有抓住救治的机会而导致病人死亡，是无法原谅的。”

蔡常洁说， ICU的每一场抢救都是硬仗，久经锻炼的医生们既是技术高手，也是心理最稳、最擅长与病人家属沟通的人。“每当有亲人进入ICU，作为家属也是非常焦虑的，我们经常说只要病人有1％的希望，我们就会为之付出100％的努力。只有我们将自信传递给病人家属，家属才不慌，才能放心地把亲人全交给我们。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任珊珊 通讯员彭福祥 潘曼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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