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二陵博物馆里，有一件单独陈列在独立柜里的“和上盆”，唐代器物，青瓷，2019年4月广州解放中路安置房项目地块出土。

这只盆，盆身完好厚重，釉色深沉，内底竖向刻划“和上盆”三字。“和上”就是大家熟悉的“和尚”。这件青瓷盆的特殊之处，一在于刚出土就进入博物馆展示，显示出广州考古人对公众的满满诚意；二是记录了当时广州佛教文化、城市文化以及对外交通等多方面的历史信息。

安置房项目所在地在唐代以前还是水域，随着人类活动和泥沙淤积，五代南汉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商贸和居住地。唐代佛教兴盛，中日之间著名的文化交流使者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先漂流到海南岛，后来在广州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件盆的年代即与鉴真在广州停留的时代相差不远。

广州还是“西天取经”极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一般讲到“西天取经”，大家就想到唐僧，想到《西游记》。梁启超先生将六朝以来大量中国僧人沿海陆两途远适印度求法的举动，称为“留学运动”。这一“时代的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两世纪……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

唐僧，也就是玄奘法师西行，取的是陆路。而求法僧中取到海路的也极多，特别唐咸亨（唐高宗年号 670年三月—674年八月）之后，海道往者大增，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有据可查的唐代由海路西行的僧人多达40余人，以中国僧人为主，也有少数高丽、新罗和日本僧人。

这些求法僧一般先从广州、交州乘海船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诃陵、末罗瑜等国，抵达今印度地区及师子国等地，展开海外学习生涯。据梁启超的研究，海路两途的求法僧，能学成归国的只占约1/4，殉难于途的占约1/4，其余半数则因各种原因羁留于外不归。此外也有不少域外僧人，如达摩、金刚智、不空等经海路来华，广州也通常是首站。

海路传播佛教文化最著名者，包括继晋代法显、唐代玄奘之后的另一位伟大高僧、译经家义净，中国佛教密宗之祖、师子国人不空以及曾师从金刚智、不空，留下了《往五天竺国传》这部记录8世纪上半叶印度地区及南海诸国社会历史信息宝贵著作的慧超等。

从广州出发的义净在其著作中如是描述旅途中的艰难：“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在惊涛骇浪中颠簸20天后，义净抵达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室利佛逝。他在这里停留了半年学习佛学，之后在室利佛逝国王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来到其属国末罗瑜国(位于今马来半岛的南端)。两个月之后，又乘船北行15天，抵达位于今马来西亚吉打州一带的羯荼国。673年12月，乘王船西进，抵达裸人国(位于今孟加拉湾尼科巴岛)，再转而向西北航行约半个月，到达东印度的东部港口耽摩立底。义净从广州启程到抵达印度，用了16个月，除了在陆上停留的时间，漂泊在海上就达8个月之久。他亦曾长期驻锡于光孝寺（当时称制旨寺）。693年夏天，59岁的义净回到了广州。695年夏天，他又回到洛阳。抵达洛阳那天，女皇武则天亲自出城迎接，欢迎仪式规格之高甚至超过当年的玄奘。

除了佛教文化之外，在唐代，西亚的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也随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广州是主要传播通道和流行地区。

所以，这件青瓷“和上盆”，虽然看似不起眼，却能让我们想起那些海路“唐僧”坚韧卓绝的精神，见证广州作为中外文化交通枢纽，作为海陆交会的桥头堡，对繁荣、丰富、充实中华文化而做出的重要贡献。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王维宣 卜松竹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王维宣 卜松竹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刘丽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