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唐蕃古道——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172件/套精美文物中，与马有关的文物占了不小的比例，光是各种形态的马俑，就有十来件。看到它们，令人想见风中的长鬃、秋日的马嘶，想起商队的身影、骑兵的刀锋。

马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物。它也是中国传统的“六畜”之一。一些研究者将中国的六畜分为两组：猪、狗、鸡和马、牛、羊。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 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夏、商、周三代六畜逐渐齐备。

我们知道，每一种动物的驯化过程都很复杂，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难以确定。六畜的起源或者并不局限于中国。大体而言，狗和猪的驯化在东亚和西亚均可追溯到近万年前，牛和羊的驯化，西亚大约早于东亚数千年，鸡则东亚更早，马的最早驯化地是中亚。概言之，猪、狗、鸡是东亚本土起源，而马、牛、羊则来自中亚或西亚。

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为六畜之首；商周时期畜牧业特别发达，马成为六畜之首。养猪是东亚定居农业生活的传统，无“豕”不成“家”。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均表明东亚诸民族有养猪的传统。马是游牧民族的象征，牛羊是游动的财富，是游牧民的衣食之源。马也使游牧生活如虎添翼，有了纵横欧亚大陆的可能。但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中未见马的骨架，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而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以及更南部的地区，对于大规模养马来说，自然环境难言优越，成本也很不划算。“买马以银，养马以金”，所以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

打马球

马在古代社会中，长期作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之用，不同品种、装饰的马和马车，同时也和今天不同档次的汽车一样，是身份和地位的外在标志。唐皇室源出西北，有胡风，特爱养马、骑马、打马球，而且男女都爱。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里就是一大群男女骑着高头大马去春游的场景。李白诗云“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入射鸟兽，花月醉雕鞍”，写女骑士写得太迷人！

唐前期国力强盛，控制地带大大越过当时的自然农牧分界线，为养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当时唐官方在北方、西方边境地区大量设置马场，蓄马以十万匹计。同时也借助内地丰富的物产，与周边政权进行互市。《新唐书·陆羽传》称：“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反映的就是茶马互市早期兴起时的形态。

马也是重要的战争资源。汉之前，中国部队以步兵为主，骑兵主要还是当作一种“奇兵”来使用，依靠其机动性遮蔽敌军退路、粮道，以及进行袭扰、游击等。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对赵军的大迂回包围，依赖的就是两支分别为2.5万人和1.5万人的骑兵部队。不过由于马镫技术的不成熟，早期骑兵到达作战位置后在马背上直接发起攻击的能力也受到限制，往往需要下马作战。所以这时候的战马更多地类似今天的装甲运兵车。

秦汉之交，一代军神项羽在彭城之战中，亲率三万精骑“南从鲁出胡陵”，从齐地跃进数百里，在彭城击败刘邦亲自率领的五十六万大军。这是中国骑兵作为战役主力兵种的先声。入汉，随着与匈奴作战的需要，景帝时期边郡设立马苑，大量养马，并奖励私人养马。到武帝时，民间街巷、田野马匹成群，有人统计当时政府养马达45万匹，奠定了建设大骑兵集团的基础，并建立起一支能够和匈奴抗衡的骑兵部队。其间数次对匈奴用兵，皆动用10万以上的骑兵参战。骑兵成为作战部队中最有杀伤力的兵种，担负着冲锋陷阵的重要职责。汉代出土的骑马俑里还有女性形象，可见当时的尚武之风。

无论东西方，农耕民族在与游牧民族的作战中，最大的困难也是步难胜骑，即使获胜，也因机动性上的天然劣势难以打成歼灭战，无法有效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在有可能的条件下，都在努力强化骑兵力量，也涌现过一大批高水平的骑兵将领和反骑兵将领。唐代盖世名将、传说中哪吒他爸李靖，就是利用骑兵的超强机动力夜袭阴山，攻灭东突厥；同时，他及其他的唐前期军人、工匠又在对盘踞江淮一带的杜伏威集团作战中得到启发，将杜军大量使用的长刀加以强化发展，创制出著名的唐代陌刀，成为步兵集团对抗骑兵的利器。唐蕃古道展种出土于今西北地区的唐代骑士俑，姿态潇洒，有一种沧桑的美感。

当时的北方骑士形象

安史之乱前，控制北方边境地带的安禄山利用职务之便，暗中大量储备优良军马。大战爆发，这批良马发挥了巨大的战斗力。中原部队难以抵抗。安史之乱后，唐丢失了大片原来用于蓄积马匹的地区，对军事力量的充实造成了长远的不利影响。

之后的宋朝，马匹蓄量远少于前朝，在对辽、金、西夏，及元的战争中，吃亏都不小。

骑兵的战争优势，直到清代火炮技术取得突破之后才逐渐消失。但马作为人类战争和生活的忠实伴侣，仍然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王维宣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王维宣 卜松竹

通讯员：黄苏哲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刘丽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