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哒、滴滴哒……戴着浸满汗渍的耳机,听着神秘的电键声,这是无线电报务员工作的日常,也是今年87岁退役老兵刘绍扬在抗美援朝中最印象深刻的一段日子。

刘绍扬,广东人,生于1933年10月,1951年入伍。1953年加入志愿军473部队,同年入朝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职务是无线电报务员。1957年4月回到广州,一开始在煤建公司工作,后又曾到南区(海珠区)工业局、机电分局等部门上班,最后在万宝集团五羊风扇厂退休。
考验报务员的专注力
一个雨后的下午,记者在北京街退役军人事务站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北京街曾参与抗美援朝的退役老兵刘绍扬家中。虽然刘绍扬今年已经87岁,但是耳力十分好,且交谈顺畅,能够清晰描述那些年经历的事情。

(刘绍扬在无线电学校学习时的毕业证明)
“我是1951年入伍的,当年我还是学生兵,毕业后就直接到朝鲜参战了。还记得当年全国只有5个地方有通讯学校可以学习这个技术专业,分别在北京、西安、抚顺和武汉,而我就在广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通讯学校读书的。”刘绍扬回忆道。

(抗美援朝期间刘绍扬主要负责无线电方面的工作)
据刘绍扬介绍,无线电报务员算是通信兵当中最难掌握的专业。他们在学校学习如何收、发电报,把对方发过来的摩斯电码,还原为10个阿拉伯数字或26个英文字母。不仅要天天带着耳机听声音,还要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无误地将其转化为一连串的数字,对着枯燥乏味的滴哒组合而成的电码符号,这不仅考验人的专注力更是一项烧脑的工作。

(刘绍扬说起军旅生涯的趣事时开怀大笑)
“发电报的时候都有指定的姿势,把中指的第一个指节跪在电键握柄的园盘上,食指自然弯曲,指尖点在握柄的圆头,拇指轻轻握住电键握柄圆头。发报时靠腕力带动中指,将电键压下去,使电键上方的电触点与电键下方的电触点短暂接触,这样“滴”的一声就出来了。‘哒’的标准长度是三个‘滴’,用手腕控制好电键触点的接触时间,就形成‘哒’的一声。”

(刘绍扬军旅生涯的各种奖章、证书以及军装照)
“你看过电影《英雄儿女》和《永不消失的电波》吗?电影中李侠和王成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我们无线电通信兵的工作,我们是部队指挥机关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在战场上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刘绍扬告诉小e,“战时的时候报务员不具体负责编密码和翻译密码,通常他们听到的只是一个滴哒滴哒转换过来的一个字母,但这些字母串在一起代表什么意思,就要找到负责翻译电报人员才能识别内容。”
每刻都在用生命冒险
1953年年初,刘绍扬加入志愿军473部队,跟随部队到达朝鲜。期间他在志愿军司令部作为无线电报务员,负责收中央、北京的电报、指示和命令,上报战情和根据密码传送电报到其他军团等工作。“入朝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要阻碍我们运输(武器、食材),经常有飞机来空袭公路,当时钢铁运输线就是要保障运输,每隔几百米就有哨兵,一旦空袭发生有人倒下就要马上填补位置,想起都觉得那个时候很凶险。”

(刘绍扬军装照)
进山的时候是坐着车。开车的士兵不一定经验丰富,但为了防范敌人,都是先打一下火,用车前灯照亮前方的路,认准之后就直接关上车灯向前开。停一停、照一照、再往前冲如此反复。“一旦司机技术不好,或者摸黑往前冲的时候走错路,车上的人生命随时受到威胁,所以在朝鲜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用生命冒险。”

(刘绍扬讲述抗美援朝期间的事迹)
最让刘绍扬记忆深刻的要数夏季反击战役。1953年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在朝鲜“三八线”附近地区对“联合国军”的反击作战。此次战役后来又叫“夏季反击战役”,历时两个半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进行139次战斗,毙伤俘“联合国军”12.3万余人,扩展阵地240平方千米,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刘绍扬军旅生涯的奖章、证书)
“打夏季反击战时,试过几日几夜都没睡觉,除了要24小时都坐着收发电报,还要保持情报的准确率,一个字也不能错,一个信息也不能漏。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或者空袭的时候还会听不清,这时还要自己想办法改频道收听或者通知电报员将接受信号的天线转移。”

(刘绍扬说起军旅生涯的趣事时开怀大笑)
在发电报的时候,由于每个人的手腕及手指的抖动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经验的收报者往往能够根据发报者的手势,辨别出这份电报是由谁发出的。“试过有一次敌人对我们的电台进行干扰,想要窃取情报,不但模仿我们的说法方式,还对上了口令密码,但是在对方讲话的声音粗细和拍电报的手法我判断到对方不是自己人,于是我马上上报长官,再决定要是不是要将计就计,给对方传送假的消息。”刘绍扬回忆道。
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很友善
“我们平时都躲在山洞里面,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也不敢走出山洞,怕被发现遭到敌军空袭。”刘绍扬说,“有时候在山洞待太久,想走出去晒晒太阳的时候,但会遇到飞机上机枪的扫射,这时候要马上趴地,不能跑步。”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为刘绍扬颁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来到朝鲜以后,由于物品供应不上,大部分的时间吃的都是高粱米,这对于出生在南方的刘绍扬来说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难题。“在山洞潮湿加寒冷,有时候整粒的高粱米吃进去以后难以消化,常常是怎么吃进去怎么拉出来。”刘绍扬说。

(刘绍扬说起军旅生涯的趣事时开怀大笑)
“朝鲜的人民对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友善的,大家感情都很深。当时那边很多人都会说我们的普通话,现在我还记得几句朝鲜语‘思密达’‘阿玛尼’。我们行军路途经过哪里住到哪里,当地的朝鲜人民让我们又住他们的房子又帮我们煮饭。每年的冬天棉被棉衣都要洗,那些朝鲜的妇女就会帮军人们晒被子晒衣服,不讲条件就帮我们缝缝补补。”

(刘绍扬与妻子的旧照)
1957年4月,刘绍扬回到广州,一开始是到煤建公司上班,后来又到南区(海珠区)工业局、机电分局工作,最后在万宝集团五羊风扇厂退休。在基层工作的时候,刘绍扬认识了妻子。“当年他写了很多封情信给我,”刘绍扬的太太笑着说。至今,夫妻两相亲相爱互相扶持已经走过了50年。

(刘绍扬与妻子的合照)
【记者 郭仲然】
【摄影 胡瀛斌】
【编辑 楚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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