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春老家浙江杭州市。作为一名百岁老兵，对于自己过去在战场上和日本人激战的故事，老人从来没和家人讲过。只有偶尔在看到抗战片时，老人才会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当年我也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后来，当地“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协会的帮助下，王老当年在战场上英雄杀敌的故事才被子女们知道。“父亲是我们的骄傲。”王道春的儿子说。
王道春家一共有三个兄弟，他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23岁这一年，为了赶跑日本鬼子，乡里决定抽丁式征兵，五抽二，三抽一。家里他老大，又读过小学有点文化，所以就去报名参军。1941年10月入伍生第四团来招生并开始报名，有200多个人被选上送到杭州市马啸乡。在乡里，这200多号人的名字都被写在纸上，放在盒子里，然后再抽签。 12月份第一批的名额没有轮到王道春，他的序号是24号。他虽是小学毕业，但学过英语，数学总是考满分的，12月份他第二批被抽中。然后，所有学生被送到天目山的浙西学校考试，这次，他考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被中央陆军军官军校录取，被分在18期通信科。
1942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还没过完，王道春就到金华报到，参加为期6个月的培训。7月份，浙江衢州、金华相继沦陷。学生们只好在团长沈策的带领下辗转全国，这一路险象环生，天上老有日军的飞机飞来飞去，经常往地面上投弹，很危险。带队的长官就命令学生们白天休息，下午四点开始赶路，天亮就隐蔽睡觉，这样能避开日军飞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一路走走停停，很多人被饿死，1800多人的队伍，其中就有500多人生病了，主要是北方人不习惯福建地区的气候，部队就不能再行走。临时决定在南平休息，顺便买药，让病员进行疗养，当时的条件很艰苦，500多个病员只有300多个床位。很多人住在农民家中，好心的农民看着学生们可怜，自己吃不饱，还拿出家中小米煮粥给学生们喝。
到9月底的时候，好多学员发现腿上有红点，但不痛不痒，没多久就开始溃烂，而且越来越大，一下子就死了十几个学员，年纪大点的还好不怎么害怕，有点才十八、九岁的孩子，非常害怕。再难再苦还是要继续赶路。萍乡、醴陵、株洲、湘潭，一路前行，后来大家在这里居住了半年。这批学员兵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小学毕业，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初中毕业，还有三分之一的是大学生，文化程度差距太大。校本部也打来电话给长官，要团长考虑到实际情况对现有的人员重新编队，各个队中都要有小学生、初中生、大学生。让大学生当老师，边行军边读书，6个月为期限，进行测试、应考。部队就在这种半读书、半行军的日子下，从湘潭出发到衡阳再到桂林，到贵州交界处，此时有了交通工具——火车。当时大家都很开心，终于不要走路，可以坐车了，没想到遇到下大雨，火车前方的路塌方，大家全身淋湿，车厢都浸泡在水里。长官临时决定改变路线，从四川走，所有的装备晒了两天才干，两天后又坐火车回到长沙，然后往常德、澧县。就在1942年的这天晚上，学生们在茅草棚里住了一晚，没想到日军飞机飞来丢下三颗炸弹，还好都掉入长江，没有伤亡。第二天，长官就带领大家渡江，跟老百姓要了几十条帆船，要1700多名学员渡江。长江的水流湍急，在渡船过程中翻了一只船，上面有卫生大队和病号，共40多个人被水冲走，同学们大家赶紧救人，最后一清点少了8个人。有位军需官的弟弟也被江水冲走，他在岸边嚎啕痛哭，还没去战场杀敌就这样被江水夺走了生命，面对他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失去战友的大家的情绪十分低落。
过了长江后，在宜昌西面是定远交界防线，这里驻防的是新编第六师，师长也姓沈，他常常带领我们领队的沈团长参观防御工事。往北走，到了湖北老河口，当地老百姓看到学生们饥肠辘辘，还送他一个连队一头猪，犒劳学生们连日来的疲惫和饥饿。
1943年，军校毕业后，王道春被分到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通信排任见习排长。部队还先把他送到师部通信连见习了3个月。“我一个同学于建波第一次分到部队就牺牲了。这时正好空运了一批火箭筒，让我们大家都去学。我们跟随部队驻守在潼关，河南洛阳的日军想攻打潼关，我们每个组发了一个火箭筒，四个人一组，2个炮手，1个扛炮，1个瞄准。用电去发射的，声音很轻，就跟放烟花那么点响。”王道春记得，潼关以外的枣树林里，八个火箭筒埋在土坑里，等鬼子到了30米的距离才发射，大概有300个点圈了40个点，八辆坦克打掉4辆（以埋伏的点为中心，可以射中300个目标，最终只射中40个目标，其中包括4辆坦克）。王道春的头顶上至今还有个伤疤，那是一颗炮弹落下，在他头上借力弹跳后再爆炸，还是战友提醒他，可能受伤了，他自己一点感觉也没有，后来用手一摸全是血，后来包扎一下，照样跟他们继续扛着火箭筒继打日本鬼子。不过，这道伤疤却还是留下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失。“想来我也是命大。如果这颗炮弹在我头顶爆炸，那我可就被炸开花了。”
抗战胜利后，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渭南，1947年，他回到了浙江老家种地，娶妻生子，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实习生王雅欣通讯员罗君君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