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东江纵队采取了灵活有效的斗争策略，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与琼崖纵队、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作为一支人民军队，拥有着“知识分子多、港澳同胞多、归国华侨多、女战士多”等鲜明特点。

而兼具知识分子、归国华侨身份的女战士黄稻，无疑是典型的一名“东纵女兵”。

在8月这个属于军人的月份里，大塘街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来到了黄稻家中，向这位退役老兵送上节日问候与祝福的同时，也有幸聆听她讲述了不少当年的抗战经历。如今已94岁高龄的黄稻精神矍铄，仍能清晰记起当年参战时的许多故事，甚至连一些细节也能清楚描述。曾分别获颁三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奖章的她，直到今日依然习惯于用一句质朴的“东纵女兵”来称呼自己……

15岁投身军营，是队中的“笔杆子”

1926年2月，黄稻出生于越南西贡（现胡志明市）堤岸区，她的父亲陈肇琪是归国华侨，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时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孙中山大事组组长等职务，后又任过《华侨时报》和《民国日报》社主笔、《星洲日报》副主笔；母亲祝履冰早年毕业于广州博济医学院。

父母的职业与经历，让“爱国”与“好学”成为了黄稻铭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也为她今后投身军营、以笔为枪的革命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2年1月，尚不满16岁的黄稻从香港赴东江地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在此后的抗战之路中，黄稻先后任文化人大营救接待组干事、东江纵队司令部机要秘书、东纵《抗敌报》和《前进报》编辑记者、出版部副主任、江北前进报河西特派记者等职务，称得上是“完美复刻”了父亲的特长和职业经历，成长为东江纵队中的“笔杆子”。

1942年底至1943年，黄稻多次参加粉碎日伪顽军万人大扫荡艰苦斗争取得成绩，获第三大队政委卢伟如、政训室主任张英签发传令嘉奖，表彰“在敌伪顽扫荡的艰苦斗争中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取得成绩”。

曾参与东纵北撤，许多故事迄今难忘

对黄稻而言，抗战经历众多，东纵北撤算是最难忘的经历之一，许多故事直到今天，她依然能够详细地讲述出来。

黄稻家中的墙壁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有故事。

黄稻的“北撤”故事，要从一项“护送”任务说起。1946年1月，时任东纵四支队政治部宣传股长的黄稻接到了一项任务——护送负伤的大队长陆仲亨到香港继续疗伤，“当时我们支队政委袁鉴文同志非常细心，把东纵联络处地点和这一路上的费用让卫生员分别缝在我和陆仲亨的衣服夹边里，还叮嘱我们到旅店住房间要距离远些、不可相邻，走路也要一前一后，吃饭一次不能超两碗……总之安全第一。”

接到任务的黄稻随即护送陆仲亨出发，辗转来到了广州，这一路上让黄稻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在“广州双桥”时看到的景象，“当时非常著名的广州双桥，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经过时，看见桥脚左右各吊着一个‘砂煲’，一副大字对联映入眼帘：‘抗战八年无米煮，胜利一朝吊砂煲’，横批：‘烧错炮仗，迎错老蒋’。这见证了广州民众愤怒的呼声，可见当时国统区的民心民意。”

然而接下来的经历却让黄稻捏了把冷汗，“我和老陆来到一家小饭店，分桌吃饭。老陆胃口大，竟吃了4碗饭还要再添！这情况被站在门口的警察发现，立即将他抓住了。老陆诉说他被土匪打伤，出来医院看跌打骨科，接着将身上钱全掏给了警察，才得以脱身。”

虽然有惊无险地逃过了抓捕，但两份盘缠只剩一份，显然无法支撑二人抵达终点。幸亏黄稻急中生智，找到自己在香港读书时相熟友人、新加坡归侨陈残云进行求助，“当时陈残云是《南国诗刊》的主编，1944年我在东纵政治部《前进报》工作时见到过他，知道他奉调回广州工作。我在附近报摊的《南国诗刊》末页找到了他们刊社的地址，找了过去跟他说明情况，他二话不说马上给我们补足路费旅店费。就这样，我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安全护送陆仲亨到港并与东纵联络处交接妥当。”

当年的许多经历，黄稻记忆犹新。

完成任务后，黄稻被安排到一个隐蔽地点，等待集中北撤命令。在此期间，她经组织同意就读于中共领导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并顺利结业，在接到通知转移至宝安集中等候北撤前，黄稻还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6年6月29日，东纵北撤。在鲨鱼涌海滩上，战友们唱起了雄浑激昂的《东纵北撤进行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黄稻的声音仍难掩激动，“我们排好队，打防疫针，喷洒消毒药粉，手挽手在海水中涉浪前行，登上了第3艘美国海军坦克登陆舰的弦梯。”

船启航后，不少战友出现晕船，黄稻又自告奋勇当起了义工，“我自小曾远涉重洋多次，从不‘晕浪’。在船上，我们不晕船的同志主动当义工，为晕船战友清理呕物、涂抹药油，为战友分派粥水饭菜，还参加了欧巾雄为首的对美国水兵有理有利有节的‘适当斗争’。经过一番接触，美国水兵都夸我们，说‘过去运送国民党军时，随军夹带着女人，多是歌妓等。他们喜饮酒作乐，而你们完全不同。你们这样有纪律，秩序井然，互相帮助，真正是人民的军队，我们过去看错了！’”

经过5天5夜的颠簸摇晃，黄稻和战友们抵达了目的地，“我们终于踏上了‘解放区的天’——山东烟台港！”

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离休后仍笔耕不辍

抵达山东后，黄稻先后参加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及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黄稻也曾有过惊心动魄的难忘经历。

“在追击溃逃蒋军途中，我与几位收容队女战士发现路边庄稼里有可疑动静，原来是几名走散的国民党逃兵躲藏在里面。当时我们身上根本没带武器，而他们身上都是荷枪实弹的！”黄稻笑称，当时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自己和几位女战友们大喝一声“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跟我们走有红烧肉吃！”

连黄稻自己也不曾想到，就是这样的一声威严喝令，竟让这些逃兵乖乖地投了降，“投降后，这几个俘虏就被安全押回了大部队。当时被围蒋军已断粮多日了，是必胜的信念给我们几位女战士‘壮了胆’。但回想起来也确实非常危险，我们没有武器，小分队还有辆拉着随军孩子的牛车……”

这样让“笔杆子”变成“枪杆子”的危险情况，黄稻还经历过不少，所幸每次都能化险为夷。1949年1月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黄稻被派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任天津市总工会政治部宣传股长、《天津工人报》编委、记者。

同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黄稻参加南下工作团接管广州工作，23岁的她从此便在广州“扎了根”。

直到1986年离休，37年间黄稻先后任军管会广东省邮电工会接管小组副组长兼副主席、广州市劳动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广州日用工业品公司经理兼工方代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中共广州市委理论宣传处处长、海口市委工交部长、广东省文化厅政治部宣传处长等职务，可谓“干了一辈子的文化工作”。

2005年9月2日，黄稻在广东抗战6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大会现场。（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1年3月26日，黄稻与儿子史长缨在萝岗东纵纪念广场开幕式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离休后，黄稻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写稿”的爱好，时常动笔写些文章，刊载在一些战友联谊会的内部刊物上。对这位94岁高龄的“东纵女兵”而言，抗战经历虽然只是人生中短短的7年，但却受益终身，以致于如今见到其他的退役老兵，也总能让黄稻倍感亲切。正因为如此，当黄稻得知自己居住多年的大塘街顺利成立了退役军人服务站一事后接连称好，并表示“这让咱们老兵又多了一个大家庭”。

大塘街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来访，让黄稻非常开心。

如今因腿脚不适，黄稻已从大塘街搬到番禺暂住养病，“本以为‘千里迢迢’的，你们打个电话慰问就算了，没想到你们还亲自跑到番禺来了！”面对着登门拜访的大塘街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们，黄稻连连表示“很感动”、“很惊喜”，“真的非常感谢大塘街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以前身体好住大塘街的时候，街道、社区服务站就上门送光荣牌，逢年过节关怀慰问总不会忘了我。现在我搬到这么远的番禺来，你们还是惦记着我，跑这么远来看我，看到你们大家我就像看到亲人一般，真的感到十分温暖。”

【图文记者 杨杨】

【编辑 千里遥】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详见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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