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疫情下，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国际金融格局变化？金融业又应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近日，广州日报记者采访了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
他提出，后疫情时期，人民币国际化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张岸元称，本次疫情危机以来，美联货币政策有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操作，“如果美联储不能够实现大体对称的流动性回收及杠杆率下降——从过往历程看，这是大概率事件——则财政金融基本原理演绎的各种场景会如约而至。这是我们在疫情之下需要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命题的原因。”
人物介绍：
张岸元，经济学博士，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担任南开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财金研究室主任，从事12年政策研究；曾任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经济，财政金融及国际关系等。
疫情加速部分领域全球化
金融市场联动达到新高度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疫情对于全球化会造成何种影响？
张岸元：用全球化来描述当前全球先进生产力格局，并不准确。本轮数字化、新一代通信技术软硬件方面，除东亚、美国和欧洲少数国家外，俄罗斯、中东欧、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南半球，都退出了竞争。这不是全球化，有人称之为“半球化”。
如果非要约定俗成，套用“全球化”概念，疫情期间，我们看到某些领域全球化加速而非倒退。信息领域，各国信息交流更加频繁，数据共享更加顺畅，彼此关切更加切实。资本流动方面，大量资金在各市场间切换避险，金融市场联动上升到新的高度。贸易方面，抗疫物资的贸易大幅提升。而疫情带来的人员流动冻结、非必需品贸易大幅下降、粮食出口禁令等，更可能是一次暂停、一次休克。
后疫情时期
人民币国际化需提上议程
广州日报：您长期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后疫情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您怎么看？
张岸元：在全球FDI方面，就每年新增流入量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外资开始忽视中国。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全球第二大FDI流入国，近两年来，全球占比一直在10%左右。外资青睐中国与流入美国并行不悖。上次金融危机以来，中美FDI流入对比，没有发生显著改变，我国流入量大约相当于美国的5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美国FDI流入数据看，我们看不出美国近几年来相关政策的任何效果，2017年以来的美国FDI流入量大幅低于此前2015年、2016年。
就历年存量而言，中国的外资规模远低于美国，存量家底约相当于美国的22%。过往几十年，中国在珠三角以及长三角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是世界级的，全球没有几个区域能与之媲美。相关基础设施、产业投资规模在百万亿元人民币上下；其内部组织关系、上下游联系之紧密，不是谁想替代就能替代的。在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竞争领域，被认为最市场化的美国，现在偏重于成本为主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政府主导的中国，现在反而依靠市场内生的产业关联。
至于优惠政策与内生市场动力，究竟孰轻孰重，相信各家有自己的权衡。
跨境贸易与投资人民币结算暨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已逾十年。在各方推动下，人民币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国际定价地位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国际化成就有目共睹。但要看到，人民币在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各个方面，与主导货币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疫情以来，美联货币政策有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操作，中长期影响难以判断；展望后疫情时期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究竟是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是相反，目前也难有结论。人民币国际化是宏大命题，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运行惯性、其他主导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我国国内金融改革金融开放等诸多方面因素。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操作将带来何种中长期影响，超出现有理论分析框架。理论上，流动性能放，也能收。此次疫情之后，美联储若能大体对称地回收流动性；巨大财政货币资源购买的资产若能够和上次金融危机之后一样，随后获得可观回报，最终相关资产顺利回归市场，则美元的危机不会到来。
如果不能够实现大体对称的流动性回收及杠杆率下降——从过往历程看，这是大概率事件——财政金融基本原理演绎的各种场景会如约而至。这是我们在疫情之下需要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命题的原因。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可从两方面注入资源
广州日报：当前疫情下，您认为金融业应该如何服务实体经济。
张岸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个老话题。疫情导致的巨大产出缺口，短期内需要巨大的金融资源投入填补，突显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我理解，这包括有两方面。一是通过“正常的机制”发挥金融逆周期的功能。资本市场的预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提早、过激反应疫情损失固然是雪上加霜，但随后提前、放大反应各种经济复苏迹象，同样是雪中送炭。资本市场信号的反转，会给全社会信心，带动资源注入，促进经济平稳。
二是通过“有违常识的机制”注入金融资源。这背后首先需要财政、货币当局巨大资源的注入。金融机构作为渠道，最多是降低通道费用。我们注意到近期财政货币政策操作非常强调“直达”，就是要避免有限的资源投入被金融机构用于加价、套利。此前美国有个3770亿美元小微贷款计划，规定只要企业不裁员，贷款将转为补贴。我们目前没有相关规定，采取的措施是不断展期，希望复工复产能接续资金链。
金融机构是商业机构，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承担着看守人民财富，负责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除非国家对金融部门重新定位，国资部门改变考核标准，监管部门修订监管要求，否则不太容易、也不太应该让他们改变行为模式。最近，国务院提出金融机构年内让利1.5万亿，其中，明确的渠道还是货币部门的资源注入。除此之外，股东分工、呆坏账核销，是否有新举措，我们不妨拭目以待。至于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既往情况下都不容易解决，疫情之下，不容易看到新的解决机制和契机。
要进行系统性政策调整
经济新旧动能才能转换
广州日报：您曾说，目前我们正处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正不断积聚。在您看来，目前的积极因素和阻碍因素有哪些？
张岸元：积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上，如，多年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了一些旧动能方面的存量问题，超大经济体优势在新基建、数字经济时代存在规模经济效应，疫情以来相对克制的总量政策能发挥市场出清功能等。
阻碍方面因素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上，核心是产权制度不够完备和微观激励机制。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季度增速在原有中长期下降基础上，又叠加了新的快速下降苗头。这显然不是中长期慢变量所致。背后的体制机制政策原因深刻复杂：原有激励机制被搁置，地方、国企、民企等动力源同时趋弱，而新的机制一时没有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系统性政策调整，没有新的资源注入，新动能难以系统形成，疫后经济难以回到中速增长轨道。
可鼓励民营企业进入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广州日报：2008年金融危机下，中国采取四万亿刺激计划迎来经济发展的拐点，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地方政府负债率上升、大批僵尸企业等风险。今年我们多了1万亿赤字，也多了万亿特别国债，还有3.75万亿地方专项债券，会不会造成此前一样的风险？
张岸元：杠杆率上升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毕竟债务展期和新资源注入，是在需求急剧萎缩情形下，帮助市场主体度过难关的唯一选择。未来新的影响会多大程度出现，取决于国内经济恢复的状况。如果大量出现，财政部门、货币部门、金融部门，都应部分买单。
此外，特别国债在使用上应与“六保”相对应，也就是说，在特别国债下到地方后，在使用中最好能有资产相对应。股权方式给地方中小银行以及受疫情冲击严重行业注资，能够实现资产对应。
广州日报：最近几年，在政策调控之下，房地产市场处于疲软状态，包括汽车消费也受到抑制。您如何看待这两个行业的发展走势？
张岸元：我国城镇化历程还未走完，地产行业大的周期也没有结束。在坚持房住不炒前提下，可考虑优先适度调整释放居民改善型住房需求政策，如卖一套、买一套，不算二套房，依然按照首套房信贷政策执行等。这一做法不仅能带动增量，还能促进居民巨额存量财富调整，具有结构性意义。
广州日报：您不太主张划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提出过“投资应从政府投融资角度看项目能否还本付息”，能否举例一些值得投资的项目？
张岸元：项目是否应鼓励投资，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是否有需求，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府管制、尤其是定价。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都靠政府投资；项目建成后，都靠政府补贴，也不可持续。
因此，应广泛动员社会资本，鼓励民营企业进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整体转让5G、轨道交通等的建设权、经营权、收益权。此外还应研究拿出部分国有优质资产，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向社会资本转让。应考虑地方政府资产负债全面缩表，通过向社会资本大规模转让资产，回笼资金，降低负债率。
这一过程，粤港澳大湾区应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重点。
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在
行政管理体系上改革
广州日报：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您有哪些建议？
张岸元：大湾区有投资需求前景的基建项目很多。具体到今年，从疫情看，医疗体系冗余备份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从引导海外留学人员教育支出回流看，国内高水平大学要迅速扩充；从汛情看，水利项目需要巩固提高。
广州日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了一年多，在当前疫情尚未成定局的情况下，粤港澳大湾区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保住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
张岸元：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优势是市场化水平较高，产业门类齐全，第三产业配套能力强，原有产业集聚效应强。与此同时，社会管理水平也较为完备严密，这一点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有所体现。近期，国内其他省份一些地方在行政区划设立上有新的突破。如果大湾区也能在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系改革上有新举措，可能得到更快发展。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海南自贸港运行后，其与大陆关联度最高的二线口岸应该是广州各口岸，这方面也有文章可做。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程依伦
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 程依伦、肖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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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冯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