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深度震荡仍在持续中。近期，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提振经济、力促“六稳”“六保”的举措已经开始落地。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了今年经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教授昨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我们的经济政策还是比较稳健的。今年政府支出主要用来保民生，而不是投资。当前，最紧要的是要让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生存下来，各项“暖企”措施要绕过中间环节，一竿子插到底。疫情之下，全球资本市场都受影响，不止是中国。之前美股四次熔断，刷新历史，美国资本市场遭遇了很长时间的熊市。国内资本市场有一定的韧性，未来还取决于疫情最终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今年所有财政货币政策都围绕“六保”展开

记者：今年财政赤字首次突破3%，新增了1万亿元财政赤字，并且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也比上一年增加了1.6万亿元。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刺激规模？

华生：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有很大的冲击，我们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经济负增长。所以，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刺激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2019年全国财政赤字是2.76万亿元，今年新增1万亿财政赤字，今年的财政赤字按3.6%以上安排，实际上这是预留有上浮空间的，最后在5%也是有可能的。要知道，相比欧美国家和日本这些年采取的超级宽松政策，我们的财政扩张规模其实是比较小的，我们的财政宽松的规模占到GDP的比重是较低的，欧美国家的宽松规模动辄达到GDP的10%以上。即便再加上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加上3.7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在一起大约是8.5万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债券。这样一个政府债券，在今年这样遭受疫情“黑天鹅”冲击的超级低迷时期，应该说我们的经济政策还是比较稳健的。当然，从经济救助的角度来讲，也够用了。

中国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债务风险和债务水平比较低，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发债过多的问题。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大了很多。今天的3.75万亿元，跟12年前的4万亿元，虽然数字上看差不多，但它对经济的影响实际上要小得多。我们体量大了，相对于当时4万亿元一个很了不得的大数字，今天的3.75万亿元已经不是一个大数字了。并且还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所以，不用担心大放水的问题。

记者：今年在财政赤字率扩大、地方债规模扩大方面，跟以往有何不同？

华生：今年的政策是很明确的，要保住基本盘，“六保”“六稳”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今年我们不提过高的发展目标，面临这么大的冲击，提过高的目标，就不切实际，也没有意义。首先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和基本民生，固本培元。对企业来说，就是要让企业活下来，安全过冬。在这个基础上，再谋求更大的发展。

所以，今年我们所有的财政、货币政策都围绕“六保”展开。新增1亿元的财政赤字，和1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其实都是用在保民生上。1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说得非常明确，要通过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直达企业，直接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也就是说，今年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首先是救急性质的。

今年政府支出主要用来保民生而不是投资

记者：所以说这一次跟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是完全不同的？

华生：完全不同。2008年，我们面临突如其来的外部需求的冲击，国际市场出现的金融动荡导致外部需求突然消失，我们只能比较仓促地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这一次，疫情首先在中国暴发，我们受冲击最早。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大量支出，加上经济停摆之后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所以，两次财政支出的针对性有很大不同。这一次首先要稳住民生、稳住就业，地方政府不能破产。这一次的3.75万亿元很大程度上是支持地方政府，因为很多地方政府本来财政就很困难了，必须要让他们能发得出工资，维持正常的运转。特别特别国债也主要是用来保民生，而不是投资。而当年的4万亿更多是经济刺激计划。

记者：这些钱会不会通过地方政府的投资流向房地产等领域？

华生：应该说，现在房地产业的资金主要来自金融系统。地方财政主要使用在机关的正常运转、工资支出、纾困中小企业和保民生，这些方面都要花钱。与房地产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要防止房地产业反弹，要在金融领域做政策调控。

“暖企”措施要一竿子插到底

记者：保就业就必须保企业，我们的“暖企”措施如何才能真正让广大中小企业也能从中受益？

华生：是的。中小企业减负是最难的，政策利好最终惠及他们难度也会更大。减税、减社保这些固然比较重要，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让经济能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因为小企业需要订单，包括大企业对其产品的需求。让中小企业活下去，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减少他们税费负担，尤其是那些小微企业，政府就干脆免税算了。那些需要“输血”解决资金流困境的，能不能适当降低贷款门槛，贷款利率上做出优惠。“暖企”措施要一竿子插到底，绕过各种中间环节。另一方面，要大幅重启经济，商场、电影院、景点，都要全面开启，是时候恢复生活的完全正常化了。这种久违的烟火气，对当前我们恢复经济来说，实在是太需要了。

今年这一次经济下行，主要是需求端打不开局面。过去几年，虽然全球经济也不景气，但起码消费还是正增长的。现在随着疫情的冲击，大家对全球经济的未来预期保持悲观，手头没钱，消费萎靡。尤其是对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来说，最需要的就是消费。所以，不管如何，我们先要把就业岗位创作出来。有了岗位，才可能有稳定的收入，人们去消费又拉动了经济。政府应该尽力保住一些小微企业或者支持新的小微企业涌现出来。比如，可以由政府出面，想办法减免这些企业一年的租金，减免半年的税收等等。先鼓励大家赶紧把企业办起来，那么就业问题才有可能缓解。有了就业，一切都好说。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新增900万个就业岗位，今年大学生毕业数量也相当多，是不是今年大学生在就业时特别需要转变观念？

华生：政府工作报告说要新增900万就业，但是我们大学应届毕业生就有870多万了，马上今年的这批应届毕业生就要走向工作岗位。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下半年是要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大学生肯定要调整就业观念，不能再想着说我一定要找一个高薪的工作，进大企业，其实，大、小企业都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你进入企业之后，有了实践经验之后，将来的发展空间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是说你一开始就业在哪里，以后就固定在那里。要知道，今年是特殊之年。当然，各地如果在财力充裕的情况下，给大学生发放一定的就业补贴，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通过各项措施，我们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实现了这一目标，经济增速也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特别要让那些弱势群体有更多就业的门路，各种能用的办法都要用上。

记者：如何看待疫情过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华生：总体上，我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是充满信心的。中国经济是非常有活力的，中国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是不会改变的。当然，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外部需求，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疫情还在发展中，很多国家虽然开始重启经济，但还面临着由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外部市场疲软，还面临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外需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内部挖潜，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

疫情中各种电商服务、在线服务业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疫情过后，线上的各种科研、商务、医疗等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经济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显然是我们现在要发展的新领域。包括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为驱动力的新基建，以前在我国经济体量中的占比是比较低的，接下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在这方面加大投入也是很有必要的。

人物简介：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现任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东南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燕京华侨大学（现燕京华侨职业学院）校长、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华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早在1986年，他就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文、图、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广州日报全面媒体编辑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