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进一步复工复产，如何引导人们恢复消费信心，促进消费回暖，成了关注的热点。从商务部到广州市，一系列政策和促消费活动为消费提振注入了活力，释放了积极向好的宏观信号。但疫情之后的复苏过程中，怎样的设计机制才能发挥消费券最大的作用？消费券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哪些误区？专家认为，消费券短期内的集中使用会对当地的消费和经济起到明显的提振作用，各级政府可以结合当地的经济特点和财政支出预算科学制定消费券计划，并做到合理发放、精准引导，最终将消费券的实际作用最大化。
走访市场：补偿型消费渐显 奶茶订单猛增3倍多
广州的“报复性消费”从一杯奶茶开始。外卖平台数据显示，广州奶茶的订单从2月10日（复工第一天起），直到3月22日，订单量已经达到疫情严重时期的3倍多。特别是最近一个月来，订单量的数据陡然攀升，需求刺激之下，广州大街小巷的奶茶店开门的商家数猛增两倍。珠江新城商圈也入选了全国最高甜的十大写字楼商圈。“以前喝的是奶茶，复工后喝的简直是奶粥。”奈雪的茶的店员吴菲说，“订单要求加料的相比疫情前增加了两倍。大概是宅在家里太久，反而呈现一种补偿型的消费。”奶茶店进驻数字生活平台，搞起“云促销”，秒杀优惠、爆款新品、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各出奇招。目前，以奈雪的茶为例在全国93%的门店已恢复了营业。
“推着购物车逛超市，这种以往重复千百遍的日常，现在看起来莫名感动。”近日，不少市民表示，逛超市的人一多，生活的烟火气就又都回来了。盒马广东区域公司总经理黄丽娜告诉记者，“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大家最需要购买的是民生类蔬菜、肉禽蛋、方便食品等等，但从2月下旬，我们的进口水果、海鲜、有机蔬菜、酒水等商品，销售增幅都远超平均值，说明大家的消费结构从‘有得吃’向‘吃得好’转变。在刚刚过去的‘重新过年’活动中，仅广州的盒马就卖出了近万只进口榴莲，牛排和红酒等商品。”
现象：线上线下纷纷撒券 以线上补贴拉动线下消费
连日来，中央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促消费举措：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从市场供给、消费升级等方面提出19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印发通知，提出发展网络消费；国家发改委等28个部门联合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在3月26日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表示，商务部调查显示，截至3月22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平均复工率达97%，大型超市96%，农贸市场、菜市场94%，百货商场、购物中心90%。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2月下旬日均销售额比2月中旬增长5.6%，3月上旬环比增长0.5%，3月中旬环比又增长0.8%。
冼国义说，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秩序进一步恢复，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消费回补释放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后期消费市场将进一步平稳回升。在部分领域，一些刚性消费受疫情影响被推迟，疫情过后还会回补，出现补偿性消费。
广州方面，广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疫情之下网上零售额占社零额的比重进一步提升：1-2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23.03亿元，同比下降14.0%。其中，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同比下降12.0%，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分别下降38.1%和34.9%。主要商品中，限额以上粮油食品类、中西药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比分别增长为47.7%、22.1%和22.2%。居家办公和学生上网课等带动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增长31.1%。智能家用产品热销，限额以上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45.6%。疫情期间网购模式更凸显优势，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5.8%。堂食服务受限制，助推网络订餐快速增长，全市住宿餐饮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同比增长43.3%。
各地政府打出一系列促进消费的“组合拳”， 截至3月27日，全国已有39个地区发布了消费券政策。许多线上线下企业正在积极响应，陆续跟进。广州各大百货、商超、电商平台纷纷推出提振消费行动，无论其花式还是力度均胜于以往。据记者观察，这些消费券多数是地方政府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以线上补贴拉动线下消费的形式，实现线上发券、精准流量和场景消费。
专家：消费券发放应该有的放矢
市民对消费券买账吗？有市民吐槽，尽管消费券看起来十分诱人，但分摊到众多参与者的金额并不高，且为消费券而冲动性购物反而得不偿失。广州市民徐女士用优惠券网购了两箱沃柑，快递箱被淋湿，收到时沃柑已经沤烂了几个。在瑞幸咖啡自曝财务造假之后，刘先生手机里还有几张优惠券没用，他担心如果瑞幸咖啡门店倒闭，其优惠券就不能使用了，昨天抢购买几杯，结果喝多了咖啡，晚上三点半仍睡不着。
“消费券发放应该有的放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表示，利用消费券来刺激经济的作用机制来自经济学中的消费乘数效应，消费券的发放主体在发放之前依据地方经济特点认真考量，在有限的财政预算之下，打造一套为当地量身定做的刺激计划，尽可能最大化释放政策红利。一是消费券的发放应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相较于高等收入群体，消费券所提供的优惠力度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刺激效果更显著，有学者在对日本政府发放消费券效果的研究中发现，消费券对促进贫困或流动性不足的家庭的消费作用更显著。此外在接受对象的选择上，应尽量选择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商家和小微企业。三是尽量选择非耐用型、替代效应较低的消费品，如本次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餐饮、健身、文旅等生活服务消费品。这是因为这些领域的消费不会使消费者减少正常的开支，也无需替代原有的消费计划，因此可有效避免政府财政支持对居民正常消费活动造成的挤占效应。体现在前期制定环节上，政府可与美团等生活服务类平台合作，其业务覆盖范围多是消费弹性大的商品和服务，且具备大数据和精准连接供需双方的服务优势，能对当地餐饮、文旅等需重点提振的行业起到切实有效的作用。
四是尽可能提高消费券的边际效用来发掘潜在的消费者剩余。盘和林表示，在以往消费券的使用过程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赞同发放消费券的人和领了消费券却不使用的是同一批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消费券的获得过程过于容易，人们出于本能的“学习效应”往往会不珍惜能够轻松获取的事物。因此在消费券的实际发放中应注重提高消费券的边际效用，比如引入摇号、定时限量抢券、线下活动奖励等机制，降低无效发券率。
他提醒，消费券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兼顾公平和效率。一方面要避免职业薅羊毛、刷单、黄牛等违反市场秩序的行为，保证发券过程公平、透明、可回溯，提高风控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注重引导消费券的使用期限，由于疫情对经济冲击最严重的阶段为第二季度，因此政府应鼓励市民将消费计划前置，提高使用效率，弥补当前阶段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他山之石：消费券并非我国首创
早在193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为了刺激极度低迷的经济态势，德国政府就开创性地每周向市民发放小额的消费券，用于购买食物、衣服等日用品。“典型的如1999年的日本，在泡沫破灭、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日本向15-65周岁的国民每人发放2万日元的地域振兴券。此外，美国、澳洲等地也都推出过类似的政策。”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建议直接给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发放消费券或者是现金。提升消费能力，将收入分配向个人和家庭倾斜，也可将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从5000元再次调到6000元。”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倪明
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 王燕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叶瑞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