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共情理解人，以情商打动人
《纽约时报》《卫报》和BBC盛赞的心理学家教你更科学地与人沟通，提升共情能力
《赞扬与责备：剑桥大学的沟通课》
著 者：[英]特丽·阿普特（Terri Apter）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这孩子一点儿都不懂事！”“我朋友也太不体谅人了！”“你又漂亮又能说会道。”……在每天的沟通中，我们都在对周围人的好与坏做出评价。但我们的赞扬与责备客观真实吗？我们要如何提升这项能力呢？我们来看看剑桥大学的沟通课是怎么讲的吧。
共情是情商的核心
共情是情商的核心。缺乏共情的赞扬会适得其反，富含共情的责备能让人心悦诚服。
《赞扬与责备：剑桥大学的沟通课》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人的共情能力如何发展，有哪些特点，以及它在那些情况下将被削弱，让读者增强感同身受的能力，让人们更大限度地理解彼此。叙述赞美法、回应式评判、魔法比例、三明治法……作者将30年学术生涯所获成果和领域内其他专家的研究成果整合起来，为读者分享了各种前沿、科学的沟通技巧，也揭示了赞扬与责备的机制是如何在亲子、夫妻、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之间运作的。
赞扬不仅能表达喜爱，还可能涉及利用与讽刺；责备不仅与不满有关，还可能隐含着歧视和推脱责任。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活动、需求和真实意图产生更深的理解，试着容忍他人的看法，客观评价身边的人，更好地与他人沟通。
本书乍看之下是在探讨社交沟通问题，其实也涉猎了原生家庭、青春期叛逆、校园霸凌、网络暴力、职场拉踩、性别歧视等深刻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和努力。
学习驾驭我们心中那张复杂而混乱的评判表
特丽·阿普特（Terri Apter），心理学家、作家、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资深导师，她关于家庭动力学、同一性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著作获得了国际认可。她有多部作品入选“《纽约时报》年度优秀读物”，并斩获多项大奖，《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卫报》等知名媒体都对她的著作赞誉有加。
在她看来，我们都会因获得赞扬而高兴，因遭到责备而气恼。“无条件的爱”这一概念之所以会如此让人迷恋，不过是因为它是在一个游离于评判世界之外的美丽“天堂”。只不过，即便在我们最亲密、最恒久的感情中，评判仍会带来重要的影响。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备受我们宠爱，但我们无法保证他在被人说是“坏孩子”时不感到羞耻。相爱的两个人也许会立下山盟海誓，为被对方彻底接受而欣喜，然而在婚姻中，双方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评判，那关乎对方的关心程度、关注程度、公平程度，甚至是爱的质量。
“学习驾驭我们心中那张复杂而混乱的评判表，是我们一生都要用心去做的事情。赞扬与责备本身也是两套极复杂的评判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并不具备好处或坏处，也不会带来安慰或伤害。两者都是必要的，而且，在我看来，也都是不可避免的。”她说。而她写这本书是为了帮助我们控制自己的偏见，包容他人的观点，理解我们对自己及他人产生的强烈却莫名其妙的反应。
书摘：
社交媒体会抽走评判中的共情
社交媒体的总体效应，最早曾被宣传为能增进与他人的联系，但结果却出现了被雪莉·特克尔称作“共情危机”的现象。共情能力是让人类得以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心智直观能力、理解力、团结力和构建宽容社区的奠基石。然而在最近对大学生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平均来讲几乎75%的大学生的共情度都比30年前的大学生低。这一数值在近10年间（恰好是社交媒体的发展期）跌得最厉害。正如我们在婴儿期和童年早期观察到的，共情是人类的本能，但当心智直观被限制时，它也会被抑制。社交媒体会使人性的层次变少——其他人变成了用户、关注者或虚拟朋友，因此我们反而把对真人的共情抛到了一边。
另一种对评判力的攻击来自社交媒体中被过于简化的评判，及由此引发的极端化评判。这一可怕步骤的导火索是一条极具负面性的信息被公布，随之被攻击。为了回应攻击，负面评判被重复并放大。这场游戏的规则于是被这样设定了：每一位加入者必须决定自己是正方还是反方。每一轮评判都会加深极端程度。评判变得根深蒂固，并被无限简化。妥协、调节、自我反思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大脑的每个部位有高度特定的脑活动。当我们想到一级情绪（protoemotion），比如痛苦和恐惧时，会激发大脑的某些部位，而想到二级情绪（secondary emotion）时，包括信仰、需求、背景，则会激发另一些。疼痛矩阵（pain matrix）会记录一级情绪，比如愤怒、恐惧、快乐和悲伤，而心智化矩阵（mentalizing matrix）则记录更为复杂的二级情绪，比如骄傲、思念、好奇、怀疑和紧张。当我们考虑并评判他人时，这两个大脑网络都会被激活。
第一个网络使用与记录自身痛苦相同的一套神经设备来记录他人的痛苦与快乐。当我们看到别人烧伤了手，被汽车撞倒或被捅了一刀时，确实能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共情神经疼痛矩阵的活动，与我们记录自身痛苦时的神经活动并无二致。我们观察到的疼痛的严重程度也会影响神经活动：当我们看到人被灼烧时会有强烈的反应；而当我们看到人被踩到脚趾时产生的反应则要和缓得多。自身痛苦与他人痛苦之间的神经联系，为共情铺垫了基础。当共情被激发时，我们会连忙跑过去救援、捐款、无偿地做出奉献。
共情能触发一种被乔纳森·海特称为“蜂巢开关”（the hive switch）的东西，开启群体的合作精神。当蜂巢开关处于开启状态时，其他人会变得“像我们”，他们的困难让我们感到道义上的紧迫感，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工作，仿佛同一个蜂巢里的蜜蜂。但这个能制造群体内部（“我们”）协作精神的蜂巢开关也能制造与其他群体（“他们”）的竞争与冲突，并关闭了我们对他们的共情。当我们将别人看作属于我们的蜂巢或群体之外的个体时，我们就会关闭共情，漠视他们遭受的痛苦，甚至幸灾乐祸。
共情有两个层面——痛苦与洞察。当我们感受共情时，我们不但能体会他人的痛苦，也能理解他们的思想、愿望和感受。我们理解他们做选择和决定时的背景缘由。这正是第二套神经系统，心智化矩阵的杰作。当我们推测别人的心意，思考如何解释他人的行为，预测他们未来的行动时，心智化矩阵就会被激活。不过，有时因为恐惧、偏见、冲突或强烈的生理原因，心智化矩阵会脱离痛苦矩阵而运转。有时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真人的特征——正如社交媒体的“用户”或“关注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想象其他人的痛苦和羞愧，但感觉无关痛痒，甚至可能幸灾乐祸。因此，社交媒体的使用诱发了人们的评判力危机。
计算机、平板电脑或手机屏幕都不能代替一个人脸上的复杂信号或声音中的重音变化和寻找适当词句时的迟疑。这些设备也无法代替交谈中的动态：大家一起想主意，欢迎和期待不同的声音，分享不同视角也被视为正常。这些设备会巩固而不是挑战成见，在捏造的“他们”与“我们”之间强行划线分隔，因为它们删掉了丰富的背景细节，而那才是让我们真实人际生活中深刻而细腻的内心评判表得以运转的燃料。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 孙珺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视频记者 孙珺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戴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