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地区各家博物馆临时闭馆期间，有一批“湖北籍”文物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临展厅中静静地等了50多天。它们就是南博馆与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市久洲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重磅大展《曾国宝藏》中的89件（套）青铜器精品。在18日恢复开馆这天，它们与冒着大雨、饮“头啖汤”入馆的观众对望，仿若穿越时空的对话。

巧的是，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正是湖北黄冈人。在全国上下一心抗疫的这段时间，他和身在武汉的家人们，通过家族群保持着沟通和联络。他告诉记者，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湖北与广东之间之间，互动交流很密切。而在当下，我们看这批“湖北籍”文物，无疑有一种别样的感受。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们是湖北人坚韧、顽强、乐观精神的物质体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大家应该多来看这个展，看曾国，看楚文化，看鄂粤的交流，看中国人的精神。因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闭馆影响，展览将延长展期至5月20日。

初次到访广州的曾国青铜器 展现深邃坚韧的楚地雄风

曾国在史料中几无记载，对之的认识是随着考古发现才逐渐清晰、立体起来，所以又被称为“挖出来的古国”。

馆内专家介绍，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了带有“曾侯”字样的的九鼎七簋，“曾国”这个在历史上未被记载的神秘古国初现人间；1978年曾侯乙墓的惊世发现拉开了揭秘曾国的序幕，随后在随枣走廊、南阳盆地、安陆和京山一带陆续有曾国墓葬和青铜器的发现。对比文献中春秋时期姬姓随国的记载，学者们将曾国与随国联系起来，认为曾国是两周时期南方的一个重要姬姓封国，存在约700余年，时间跨越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晚期。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曾国为兵家必争之地，发展过程中不仅深受周文化和楚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同时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青铜器文化。目前出土青铜器铭文揭示了共20位曾侯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历史和文化研究。

不过，考古发现的“曾”与文献记载的“随”是否是同一个国家？“曾随之谜”仍然困扰着学界。我们所确知的是，曾国在700多年的历史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从西周早期的叶家山墓地到战国早中期的义地岗、擂鼓墩墓群，均出土了大量工艺精湛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器形种类之丰富，铸造工艺之精湛在两周时期极为少见，堪称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此次展览中，不乏曾侯谏圆鼎、曾侯带盖簋、曾侯犺铜壘等精品。

此次展览为曾国青铜器首次到访广州，展出的曾国青铜器精品不仅为楚文化以及曾楚关系等相关论题提供了广阔视野和丰富材料，还再现了两周之际诸侯国的群雄争鹿，让观众得以见证汉水之滨丰富多元的先秦青铜文化。

众多可以“证史”的珍贵文物 解说辽远绵长的中华文明

这批“湖北籍”文物以“九鼎八簋”“礼乐家邦”“车马行天下”三个角度切入，展现了曾国七百年历史的赫赫威仪和先秦时期精湛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馆内专家介绍，早在公元前16世纪，中国已铸造出精美的青铜器。它们的拥有者代表王朝、宗族和百姓祭祀祖先和鬼神，以祈求和平昌盛、远离灾难。商周时期以鼎和簋为主的青铜礼器在礼制中地位重要。因鼎专用以烹饪或盛放肉食，而簋专用以盛放黍粟粮食，鼎簋合称以表示食物。《周礼》记载，周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随着西周灭亡，礼崩乐坏，导致许多诸侯采取了高规格的礼器组合，如战国曾侯乙墓和盛君縈夫人墓中出土了九鼎八簋。周人代商后，以“礼”强调规范，以“乐”倡导和谐，确立了以鼎为核心的列鼎列簋制度，并辅以编钟为核心的乐器。

南越王博物馆副馆长林冠男说，此次展览中的不少展品是可以“证史”的重要器物。如三件曾侯舆编钟，根据其上铭文可知，讲述了曾国始祖南宫括辅佐周文王、武王，镇守江汉地区以及春秋时期吴国军队攻入郢都的战役中，曾国拯救楚国于危亡的历史。这与《左传》记载的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之役，楚王避险于随”的历史相合。由此，此编钟铭文成为曾国即是随国的一个证据。曾救楚后，曾侯舆与楚王立斋盟，恢复了曾国固有的疆域，因此曾侯铸此钟以载其事。

吴凌云等专家介绍，南越王墓出土了不少楚文化文物，如凤鸟纹牌饰、错金铭文铜虎节等，可见南越文化与楚文化交流融通。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图片记者王维宣 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