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对国家的忠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语音播报


黄旭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

“对于我们搞核潜艇的科研工作人员,一直以来恪守着‘隐姓埋名’这个诺言。我就像是在水下深潜了多年浮出了水面,一下子还不太习惯。”95岁的黄旭华来到广州,见到记者后先开起了玩笑,尽管已经白发苍苍,但依然讲话非常有力,眼睛更是会真诚地看向对方。

讲到不久前获得“共和国勋章”,他说,从他个人来讲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但中国的核潜艇是全国大力协同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成员,按照组织分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跟大家一道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而已。”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更是属于核潜艇研究领域的集体。

他继续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世界上科学技术上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在国防科研方面的竞争更是如此,不创新,停留一步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就会挨欺凌甚至侵略。因此,我们现在是“任重而道远”,应该更加奋发努力,把核潜艇水平提到更高的位置上。


黄旭华院士

今年95岁的黄旭华仍然坚持着锻炼的习惯,两年前还会一早在户外打太极拳,但由于身体原因,近两年改成了在室内打太极拳。“养生之道,各有其道。”黄旭华笑着说,每个人养生的门道都不同,但是精神状态是很重要的。

由于腿脚不便,黄旭华在夫人的搀扶下来到了会客厅,讲起话来思路清晰、中气十足,偶尔还会幽默一下,让谈话都变得有趣起来。

战火中“弃医从工”

“我的父母一辈子都在治病救人,他们的希望以及我从前的愿望,都是能够子承父业继续从医救人。”黄旭华轻轻聊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

高小毕业时,恰逢全面抗战爆发。得知县城聿怀中学搬迁后落脚揭西山沟五经富的消息,黄旭华正月初四跟二哥背起行囊朝新校址进发,徒步山路4天,“脚都磨出了血泡”。爬过最后一个山头,目之所及让他不禁心凉,几个四面透风的草棚就是他要找的学校。

白天上课,每当日寇飞机响起,老师便拿起小黑板带着大家往外跑,“冬天藏在甘蔗地里,夏天躲在大树底下”,读书上课就像“打游击战”。

学校不断搬迁,经历了两年多初中生活后,黄旭华决定投考桂林中学。北上梅州,因错过考期前行受阻,只好在广益中学栖身一载。

1941年初夏,黄旭华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晓行夜宿,终于抵达桂林,并顺利通过桂林中学的入学考试。

在桂林中学,每当警报声响起,大家纷纷跑进山洞,“警报一天不解除,就要在山洞挨饿一天”。

面对日军狂轰滥炸,桂林满城烟尘、一片废墟,黄旭华忍不住求教老师:“为什么日本鬼子想炸就炸、想杀就杀?为什么中国这么大,却连个安心读书的地方都没有?”

“因为我们国家太穷太落后了,穷国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受人家宰割。”老师回答。

“这时候我就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学医了,而是要学航空,学造船。”黄旭华说。生于海畔,耳闻目睹日寇登陆沿海、肆意轰炸,面对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船舶系的录取结果,他毅然选择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探寻保卫祖国海域抵抗外辱的人生道路。


黄旭华院士

“斤斤计较”造核潜艇

黄旭华说,当他在1958年知道自己要研制核潜艇时,就明白他的这一辈子与核潜艇再也分不开了。

1954年,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核潜艇刚一问世,即被视为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杀手锏”。

时不我待。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向中共中央呈送《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拉开了中国研制核潜艇的序幕。1959年秋,赫鲁晓夫访华。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但赫鲁晓夫认为,核潜艇技术复杂,中国搞不了。对此,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没学过、甚至从来没见过核潜艇的模样,通过一些公开的资料就开始了对核潜艇的研究,当黄旭华和同事们将初步制成的模型与友人国外带回的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对比之后,发现两者几乎一摸一样。

“当时是‘骑驴找马,绝不等待’,驴比马走得慢,土法骑驴上路,一边走一边创造条件,什么时候找到马再换马。”黄旭华回忆说,那时美国已经开始使用第一代计算机,而中国科学家用的是算盘、计算尺和稿纸。一般来说,当时一个数字组织一帮人日夜算,都要算几个礼拜。为了对比验算,必须分两组人算,两组算出结果差不多一样,就比较可信了。如果一组算出结果是三,另一组结果得五,则必有一组错,或者两组皆错,那么必须全部作废,从头再来。

潜艇要成功下水,其重量绝对不能超标。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老一辈科研人员不得不选择土办法:用磅秤。“当时是咬紧牙关,毫无怨言。”黄旭华说:“当时在船台入口的地方,放了一个磅秤,凡是要拿进船台的无论大小都过秤,都登记好、记录好。”

就是这样的“斤斤计较”,让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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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才能成功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从1965年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用了不到十年,我们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黄旭华说,我国核潜艇事业能取得成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的结果,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所有科研人员、造船工人、部队官兵的努力结果。“苦战惊天动地事,甘做埋名隐姓人。”

出于保密的需要,在研制核潜艇的几十年里,黄旭华一直隐姓埋名,没有回过老家,他的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儿子是干什么工作的。“当时,我夫人就说,我应该回去。”黄旭华有些感慨地说,自己对家里是非常有感情的,但是整个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家里就顾不了了。“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当时如果我向组织上申请,相信一定会同意的,但这里的工作需要我,同意肯定也是勉为其难,为了不愿组织上为难,所以我一句话都没有讲过。”黄旭华举了一个例子,当时他看到有一场足球比赛决赛,其中一支队在最后时刻打入了一粒进球,最终1:0获胜夺得了冠军。当记者询问进球队员当时的想法时,进球队员发表了一大通如“看到那么多球迷的期望”之类的感言,黄旭华则认为是“瞎说”。“当时如果他能够想那么多,肯定那粒球也打不进去了。”他继续说,他们当时搞核潜艇也是一个道理,只是全心全意地去搞,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不然也肯定搞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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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了家人还不了的情债”

1956年年底,黄旭华从上海出差到广东,他在家乡度过了三天。当他离开广东老家时,黄旭华母亲叮嘱他要常常回家看看,“母亲说我过去上学的时候没办法,现在工作了有空可以常回家看看。”当时他满口答应。

母子二人谁也没想到,再一次相见时,已经是1986年11月。“那时母亲对于我的工作都避而不谈,和我聊的都是我小时候的趣闻。”黄旭华说,他们兄弟姊妹九人没有一个挨过妈妈的打,母亲对他们个个都喜欢。他介绍说,他的母亲为穷人接生,由于付不起任何钱,母亲也不在意,说“只要等孩子会讲话了,叫我一声干娘就行”。因此,母亲有了许多的“干儿子,干女儿”。

黄旭华的母亲去世后,好多头发花白的老人来为她送行,称她为干娘。老人家的遗物不多,黄旭华留下了她的一条围巾,用得已经很旧了。

如今,每到冬天,不是特殊的场合,他总会围上母亲的这条围巾,虽然围巾已经旧了,已经粗糙了,但围上它“我总能感觉到母亲还与在我一起”。说着,黄旭华红了眼眶,声音也有了哽咽。

“我欠了我的父亲、母亲,欠了我的爱人、女儿,欠了一辈子还不了的情债。”黄旭华说,但是,国家的需要,他没有其他的考虑。“人家问我,忠孝不能两全,你怎么理解?我觉得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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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起来之后情况不一样

1988年初,我国在南海进行核潜艇设计极限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至极限深度,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

黄旭华说:“我不是充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确保人、艇安全。”

“当时的心态是,既有把握,又有担心。”他解释说,他对自己设计的核潜艇有信心,而且也经过了严格的验收,深潜是有把握的。但是,在深潜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超出自己认知”的情况发生,则是会担心的部分。“我要对艇内100多人的生命负责。”于是,他成为了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下水做深潜试验第一人。

成功了!当核潜艇浮出水面时,现场的人群沸腾了。黄旭华欣然题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他告诉记者,如今他觉得自己的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还要花时间将自己的资料整理一下。“自己还是有必要将这些资料留给后人,至于能不能用得上是另外一回事,自己要把这些资料留下。”

“以前我像潜艇一样,在水底下安安静静搞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干扰。一旦浮起来,情况就不一样了。”黄旭华说,他经常会给自己讲两句话,一句是“随遇而安,遇事不怒,不攀比,想开一点”,在科学技术的工作上要不断创新,永不知足,在个人生活上,要知足常乐,不攀比;另外一句话是,“,琴棋诗画,自得其乐,老来俏,潇洒一点”。

“你们年轻人更应该如此,潇洒一点,把生活搞得美好一点。”黄旭华笑着说。

来源:广州日报全媒体
记者:张丹、杨耀烨、李文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