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机构之间存在过度的竞争和领地意识，将很大程度上阻碍机构之间的合作。
·我们要避免把一个垂直公益领域变成一个江湖，在推动协同公益的过程中，应该形成一个大的共同体，而不是让各个专业化公益组织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小族群。
·以筹款论英雄，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公益的本质。过去我们认为公益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公益，而非将其变成我们的日常工作。
·协同公益从理论上能有效回应公益组织当前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但如果没有形成价值认同，公益组织之间的协同就会存在壁垒。
新的一年里，“协同”“联合”等概念可以在公益领域重新“火”起来吗？
如今，以提供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为使命和愿景的公益组织，似乎也进入到了发展的瓶颈期。随着对某个社会议题的深入，一家公益组织要推动的改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公益组织的筹款，同样越来越难。
如果得过且过，公益组织的专业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将不断流失。
但如果不想“躺平”，公益组织又能怎么办？
面对这个问题——倘若大家共同推动某个社会议题，携手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更完整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展现专业价值，并以此联合筹款，挑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但现实中，要实现公益组织之间的协同与联合往往很难。
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才能有效联合？广州日报新花城民生频道和学者周如南聊了聊。
中山大学传播学院与医学院双聘副教授。兼任广州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理事长，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项目专家等。
#公益需要打破山头主义#
广州日报：在公益慈善领域，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关于协同合作和联合公益的呼声，您如何看待这种呼声？
周如南：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国内公益力量比较容易在应急救灾领域联合起来，协同合作。
早在汶川地震发生的那一年，当四面八方的公益力量奔赴一线参与应急救灾时，大家很快就意识到——每个公益组织太弱小了，要做好应急救灾工作，大家只能合作起来。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早期的汶川地震，还是后来的芦山地震，一线公益组织开始基于实践理性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协同，有人善于数据分析、有人善于信息传递、有人善于物资运输、也有人善于资源整合，大家可以各自发挥专业优势，形成联合救灾网络。
到后来，国内多家基金会联合发起成立基金会救灾协调会，以及应急部搭建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协调系统，这些举措也都是协同公益在应急救灾领域的实践和完善。
广州日报：除应急救灾领域外，其他社会议题是否也需要公益力量的联合和协同？
周如南：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协同公益这种理念其实已经在国内兴起。大家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并非单方面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多方共同参与。而协同和联合，正是多元主体汇集多方资源，基于共同目标展开系统行动，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公益策略。
这种策略从理论上能有效回应公益组织当下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广州日报：我们与许多公益组织交流发现，虽然大家都知道要合作，但是真正要合作时却好像处处卡壳，问题出在哪里？是技术不足吗？
周如南：尽管大家认为协作需要大量的技术，但是在实践中，无论是应急救灾还是其他社会议题，公益组织在合作时首先要突破的是观念上的认知——如果机构之间存在过度的竞争和领地意识，形成山头主义，将很大程度上阻碍机构之间的合作，甚至会带来协同的失败。
广州日报：协同的失败指的是什么？
周如南：比如说，有的组织发现了救灾资源需求之间不匹配的问题，于是开发了救灾地图，推动公益组织之间的协同，一线人员可以使用不同颜色标注前线实际需求，例如红色代表当地有人受伤需要医药救助，蓝色代表当地缺水，黄色代表当地缺粮、缺衣物等。在标注后，后方的公益组织或救灾队伍可以立即根据实际情况，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实现资源的有效动员与合理配置。
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和方法。
但在协作过程中，如果公益组织之间存在山头主义，大家往往不会共享各自采集到的需求信息和数据，导致资源和需求之间依旧难以匹配。因为大家都担心：信息数据一旦共享，当其他公益组织以此为线索解决问题，成果就归其他公益组织所有。大家希望守住自己的“山头”，把成果留在自己组织这里。这时，公益不知不觉中便变成了一个江湖，各个专业化公益组织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小族群，而非大的共同体。
#共识和价值认同对协同十分重要#
广州日报：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公益组织的竞争和内卷日益显现。虽然从项目筹款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但公益组织以回应社会痛点为使命，应该越合作越能出成果，也就越容易筹款。但为何大家对一家公益组织的好坏评判标准也开始出现以机构为中心的趋势，甚至以筹款论英雄？
周如南：实际上，国内公益事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当时国内公益领域引入了一些发达地区的公益理念。大家强调助人者和受助者应互为主体，我们的受助对象最了解实际需求，他们也可以积极发言并行动，参与到整个公益行动中去。第二个阶段，亦鼓励人们作为社会一员发起、讨论、参与、推动相关公共议题，本身也是一种协同和联合。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逐渐形成的专业化公益浪潮。解决社会问题确实需要更加专业化的力量。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量化慈善”的现象，有的公益组织会过于单一地追求筹款数量和受助人次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但这种量化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公益的本质——过去我们认为公益的最终目的是彻底解决问题，从此“不再需要公益”，而非将其变成长期延续的日常工作。
广州日报：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周如南：这说明了在专业化公益的阶段，我们需要构建共同的、有效的公益组织评价体系，去判断一个公益组织行动有效与否。
在专业化公益阶段，受众如何认知公益组织是有效的？以前我们习惯讲故事，用事例说明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然而随着公益专业化的推进，大家往往认为孤证难立，要求公益组织量化展示成效，筹款数额、项目数量等数字就成为评价公益组织的主要指标。而政府购买服务以及一些公益合作也会把一些数量上的指标写到合同里，比如要举办多少场活动、每场活动人数和人次要达到多少等等，方便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这时，大家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判断项目是否有效的评估指标。
与此同时，当各个公益组织都觉得筹款难，项目落地难的时候，大家也会有意无意地处于一种过度竞争的状态，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家优秀的公益组织，通过量化进行比较，比筹款数，比受助人次，比项目数，由于对机构生存的考虑高于对解决问题的思量，这么一比，往往就很难有后续的协同合作了。
广州日报：如果要推动协同公益，如何改变这种单一的量化评估？
周如南：公益的有效性不在于投入多少资金，而在于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我们的评估需要着重观察项目效果，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并对此进行科学考核。这个过程依旧可以使用量化指标，但必须使用更多科学的、多维的有效指标，而非仅关注筹集资金、项目数量、人员数量以及获奖情况等外显性的单一产出指标。
广州日报：要推动公益组织之间的协同，还有哪几步要走？
周如南：我认为协同公益至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地方性公益协同网络，以广州为例，广州的基金会可以做好资助型基金会的角色定位，通过联合筹款为一线公益组织赋能，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同时推动行业自律，并促进政府与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形成政社互信和政社协同，与企业，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加强联系，实现政企社协同，并通过公益动员和氛围营造，让公众也成为地区公益中的重要参与者。
广州日报：第二种形式是什么？
周如南：第二种是垂直领域的协同。但要在垂直领域构建协同网络，首先要实现公益组织之间的价值认可和共同的评估体系，如果没有形成价值认同，公益组织之间的协同就会存在很大的壁垒。
在现实中，有的草根公益组织认为官办公益组织只是完成相关指标，没有合作的空间，有的官办公益组织认为草根公益组织可靠性不足，大家之间缺少有效的对话和交流，所以导致了认知的局限性。而有的社工机构和公益组织之间也存在壁垒，前者认为后者专业性不足，后者认为前者使命感和价值驱动力不足。
这些理念认同的问题，往往容易带来谁也不服谁的局面，最终导致协同的失败。因此要推动公益组织的协同，实现价值认可十分重要。同时，我们也需要形成协同的行动策略，做好体制和机制建设，并发挥好协作者的作用，将大家凝聚在一起。总体而言，价值认同、协作精神以及领导力是公益协同网络形成的三个必要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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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 实习生：侯天泽、盛清泉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杨欣